富春山居图流浪记 富春山居图为何被一分为二
曾经有两幅《富春山居图》摆在乾隆皇帝面前，他深思熟虑了一整天，最终把假的当成了真的。乾隆喜欢在画上题字，在伪造的《富春山居图》上题了55处，真《富春山居图》因此幸免。
名画的诞生
《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是一位相当慷慨大方的画家，对至交好友，更是从不惜力，这幅足有三丈的画就是他慷慨送给朋友“无用师”郑樗的小礼物。
按照黄公望在画卷上的长题，这画可是从至正七年(1347年)一直画了三年，直到至正十年(1350年)还没画完。为了向朋友保证这幅画他不会欠着不给或者转手给了别人，在画还没完成前，黄公望就把这幅画许给了郑樗。
这一年黄公望都已经79岁了，距离他仙逝还有4年的时间。而这幅画据说直到他去世的那年才全部画完。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伟大友谊。
郑樗是个方仲永之流的人物，《书史会要》说他早年“初学《孙叔敖碑》，一时称善，后乃流入宋季陋习，无足观者。”所以他没有在画上留下“无足观”的笔墨，倒是件幸事。
但在“无用师”之后，百年间此画不知所踪，现今画上的题跋和印鉴中也没显示出这段时间内这幅画究竟落在谁手，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才再一次浮出水面，这也是这幅画传奇色彩上的第一笔。这一笔，是由一个人和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加上的。
黄公望
这一年黄公望都已经79岁了，距离他仙逝还有4年的时间。而这幅画据说直到他去世的那年才全部画完。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伟大友谊。
郑樗是个方仲永之流的人物，《书史会要》说他早年“初学《孙叔敖碑》，一时称善，后乃流入宋季陋习，无足观者。”所以他没有在画上留下“无足观”的笔墨，倒是件幸事。
但在“无用师”之后，百年间此画不知所踪，现今画上的题跋和印鉴中也没显示出这段时间内这幅画究竟落在谁手，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才再一次浮出水面，这也是这幅画传奇色彩上的第一笔。这一笔，是由一个人和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加上的。
沈周的临摹品
这个人就是沈周，与唐寅、文徵明和仇英并称“明四家”。相比起唐寅和仇英以风流故事和春宫艳画流芳百世，沈周可绝对是个老实人。
沈周之所以为《富春山居图》留下传奇，是因为居然有人趁着沈周拿这幅画请朋友题字的机会把它偷走了。而偷走这幅画的人，就是这个人的儿子。(“请题其上，遂为其子干没”)
沈周后来在市面上看到这个人的儿子把画拿出来卖，但是这个老实人太穷，买不起，就天天想着，终于决定自己按照印象默记临摹一遍(“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尔。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
对一个穷画家来说，这是纪念失去挚爱的最好方式。沈周把这段事情作为题记题在自己临摹的《富春山居图》上，这是这位伤心老人(这年沈周已经60岁了)唯一的纪念，即使朋友的儿子偷了这画，老实的沈周仍然给对方留足了面子，没有把他的名字点出来。
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这幅画又被沈周的一位朋友樊舜举购得，具体从谁手里得来的，史无明载。这个樊舜举在当时以清廉著称，凭明代官员的那点儿俸禄，他是无论如何凑不起买画的钱的。
当樊可能半是同情、半是炫耀地向沈周展示《富春山居图》时，后者还是相当激动，很快应允在这幅失而复见的画上做了题跋，还很大方地把自己的临本也送给了樊。于是沈周一幅《富春山居图》也没落下，而樊一箭双雕得了两幅稀世珍宝。
沈周的临摹作品在1996年的北京瀚海公司春季拍卖会上，以880万的巨额成交价卖给故宫博物院。
在董其昌手中幸存
樊舜举之后，这幅画又归安绍芳所有。这位收藏家当时正在忙着打官司为父伸冤，所以只在画上留了两枚印章，根本顾不上好好儿对后人讲讲他是如何得到这幅画的。1591年，安绍芳在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被刷了下来。不久，他的妻子和母亲又相继去世，安绍芳就这样哀恸而死。
随后，在1570年，这幅画又归了谈志伊所得，他倒很有雅兴，找来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儿子、著名的收藏家文彭为这幅画写了题跋。又招呼了当时名噪一时的诗书盟主王穉登和文徵明的得意门生周天球观画赞叹。
1596年，这幅画又到了董其昌手中。这可是晚明最知名的集书画收藏一体的大家，名声不在沈周之下，不过大抵是因为董其昌生活太优渥，没像黄公望、沈周一样过过清苦生活，所以他故作高洁的书画总给人一种隐隐的娇贵之气。
董其昌有钱有势(他最高官职是南京礼部尚书，又和史上太监魏忠贤的党羽保持着暧昧关系)，所以这幅画很是安稳地躺在董家超过200幢亭台楼阁组成的超级豪宅里。
不过，这位书画大师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1615年10月，一个叫陆兆芳的小士绅家的使女绿英被董其昌奸淫得逞，藏娇于白龙潭“护珠阁”。绿英后来乘隙逃回泖口，董其昌唆使其子带领家奴一百多人前往陆家庄，劫走绿英，地方官府不敢办案。
一名叫范昶的学生将董其昌的恶行编成评书到处传唱，结果董其昌的家奴又将范昶暴打致死，并且威胁他的家属不许惹是生非，当范家提出*时，董其昌的打手将范家80岁的老太太推到河里。
这种恶行，再加上董氏一家长期以来的霸道行为，当然激起了民愤。1616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人们喊着“若要柴米强(强，方言，指廉价)，先杀董其昌”的口号，冲进董家豪宅，将一切砸毁焚烧，董其昌的大量收藏被付之一炬，这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惨烈的几幕剧之一。
此画作为董其昌的挚爱，一定被他带在身边，小心宝藏，看得死死的，不然也不会在那场劫难中侥幸兔脱。
名画一分为二
为了解决家庭危机，董其昌将《富春山居图》抵押给了吴达可。吴达可收藏了《富春山居图》以后，在画卷每段纸的接缝处都盖了自己的防伪印章，以防止某个不肖子孙将画割裂卖掉，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提防他那个书画*爱好者的儿子吴洪裕的*行为。
吴洪裕对《富春山居图》爱到不行，他特意盖了个“富春轩”专门收藏这幅画。不过他实在对这幅画看得太紧，紧到了溺爱的程度：“与之周旋数十载，置之枕籍，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倦为之爽，闷为之欢，醉为之醒。”
不过吴洪裕还是很对得起这幅画的，1644年明朝覆灭，吴洪裕逃难时身上没带别的东西，只带了《富春山居图》，他是铁了心要和这幅画同生共死了。所以在7年后，当他临终时，他才做出如此疯狂的决定，要将这幅画烧到“那边”供自己继续把玩爱抚。
于是，就在他的病床前，当着他的面，先将初唐书法大家智永和尚的千字文真迹焚毁了。第二天一早，吴洪裕亲眼看着家人把《富春山居图》放进火盆里，不过因为火烧起来太热，他把脸刚背过去一刻，他的从子吴静安就用另一幅画把它换出来了，可惜已经焚毁了起首的一部分，整幅画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截。
断成两截的《富春山居图》，小的那截被重新装裱，被称为《剩山图》;大的那截继续以《富春山居图》为名存在。
乾隆认假为真
分成两段的《富春山居图》继续着自己的传奇之旅。在吴洪裕之后，它辗转于多位江南名家之手，包括张范我、季因是、高士奇、王鸿绪还有扬州巨商安岐。不知道是不是这幅画被吴洪裕*之火吓着了，它总是急不可耐地从藏家手中脱身，转到另一个人手中。
1746年，《富春山居图》到了一个相当特殊的人手里，这个人便是自诩文人天子的乾隆皇帝。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位皇帝像乾隆一样幸运而长寿，安享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太平时光，他89岁的高寿也使他可以不断地搜罗各地的珍奇书画。这样附庸风雅的君主是绝对不会放过收藏这一项的。
就像吴洪裕为《富春山居图》盖了一间“富春轩”一样，这位皇帝也为自己最爱的收藏建了一个“三希堂”，所谓的“三希”，是指在乾隆皇帝眼中引以为傲的三件稀世珍宝：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也许是假货见得太多的缘故，当真品《富春山居图》到达乾隆皇帝手中时，这位行家皇帝早已倾心于另一幅先入宫的《富春山居图》了。因为那幅《富春山居图》的题跋写的是黄公望送给一个名叫“子明隐君”的人的，所以，它又被命名为“子明卷”，而真迹则因为是送给无用师郑樗的，所以又被命名为“无用师卷”。
当两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同时出现在乾隆皇帝面前时，这位君主也颇不自信地怀疑过一会儿，还找了懂画的大臣，包括先前见过“无用师卷”的大臣沈德潜。
皇帝苦苦琢磨了一天，每个人，包括沈德潜都在等待着皇帝的“英明圣裁”。直到晚上，已经冒了一天冷汗的臣子们终于等到了皇帝的最终判决：那幅先入宫的“子明卷”是真的，而后入宫的“无用师卷”是假的，只不过画得也不错，所以为了展示天子的胸怀宽广，也一并留下了。
在一片称颂圣明当中，乾隆皇帝命沈德潜将他的钦定鉴定意见写在那幅假画上，沈德潜明知其伪，还是很开心地写了一首颂圣诗，不过这位大臣很是留了个心眼儿，把鉴定的责任完全推到乾隆皇帝身上。
既然一错不妨再错，乾隆真心将那幅假画当做了真品爱抚宝藏，乾隆尽管眼力不如吴洪裕，但是对《富春山居图》的奇特爱好则不亚于这位前辈。而他喜爱这些书画的一个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地用自己配不上这些名画的诗文来糟蹋画家精心设计的留白。
对那幅伪造的《富春山居图》，乾隆皇帝一共提了55处，凡是山水树石，逮着个空白，他就要把他浮艳的诗文和俗丽的书法填进去，直到最后实在没地方再题了，他只能写上他最后的题字：“以后展玩不复题识矣。”
真品《富春山居图》则安安心心地躺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库房里，做着它的春秋大梦。
在以后的上百年岁月里，除了偶尔被后世帝王拿出来盖个“某某御览之宝”以外，就彻底清净了。直到半个世纪前，它重新被请出来，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玻璃展柜里，接受游客赞叹目光的沐浴，再也不用担心和人同吃、同卧、被火烧或者被题上一大堆字的厄运了。真正的瑰宝本身已经说明了它的高贵，无需多余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