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吃人不鲜见

白修德(1915——1986)，美国著名记者，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White)，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的人之一。是中国*的“老朋友”。

后来，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而闻名于世，但从记者职业来说，中国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尤其令人称道的是，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在这次大饥荒中，白修德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白修德与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关系密切。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1942年到1943年间，正是在中国抗战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久旱无雨的河南境内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中原大饥荒”，大战乱加上大饥荒，让苦难深重的中原人民雪上加霜。据史料记载，连续两年多的百年不遇大旱灾，好多农田颗粒无收，直接饿死灾民多达500多万人，惨绝人寰，举世震惊。然而，由于国民*对战时媒体新闻实行监管限制制度，尤其是当时河南地方*官员对当地灾情报道采取严格限制和屏蔽措施，竟使得“中原大饥荒”不为国民*高层和国内外社会所知晓，各种救灾赈灾援助活动甚至无法展开。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农业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粮食作物“绝收”，农民开始靠吃草根、树皮维持活命。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已经更加严重了，许多地方的草根几乎已被挖完，树皮几乎全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国民*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丝毫的赈济举措，灾民的赋税也还照征不减。

1943年2月初，河南灾区的气候依然继续干旱，灾情仍在进一步恶化。有关河南特大旱灾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外传。当时国内报纸《*》重庆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新闻报道，却遭到国民*新闻宣传部门的调查，并以违反“战时新闻管制条例为由，勒令《*》重庆版停刊三天，以示严厉处罚。

《*》重庆版被勒令停刊三天的消息传出后，驻在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外国记者们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赴河南灾区进行现场采访以探虚实。

1943年2月底，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来自低层的统计数字。于是，他每天都和许多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官员纳税，灾区中的贪污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当白修德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他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白修德能够带到重庆国民*去。那份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每天有七百人左右死掉。自从饥荒开始以来，*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

白修德与其中一个领头人交谈，问他有地吗？回答说有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当地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此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军官顿时勃然大怒。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军官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当地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国民*有关部门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

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此时正在美国访问，宋美龄看到报道后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的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驻中国重庆记者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介石却拒不接见他，因为白修德“一夜之间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介石接见白修德。

在宋庆龄等人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白修德。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介石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白修德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蒋介石还向白修德表示，国民*一定要尽快采取措施赈济河南灾民。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