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医如何为皇帝妃子看病的?古代悬丝诊脉之谜
揭秘古代太医如何为皇帝妃子看病?太医,古代医生的职称。指封建社会专门为帝王和宫廷官员等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医生。“太医”一职最早诞生于何代?据秦有太医令一职而推断,既有太医令一种管理职务的设置,就应该有被太医令管理的太医的存在,但因缺乏可靠的资料证实,尚难确认秦时就有太医一职的设置。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西汉时已有太医的设置。
太医在汉代就设立官职。唐、宋时期在太常寺设有太医署或太医局,辽也设有太医局,金朝开始称太医院。元代的太医院已经成为独立机构,负责医疗、制作御药。明代太医院则已经有了分科。
清代太医院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在正阳门以东的东交民巷内,地址大约在东交民巷西口的一个大院里,太医在这里办公、学习。后来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因此在地安门外另建了太医院。清太医院为独立的*医疗机构,为帝后及宫内人员看病、制药,也担负其他医药事务。太医院中的官吏和医务人员均称为太医,而且都是汉人。不过在乾隆时期,曾任命过一名满人来管理院务。
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室看病,太医院里当然云集着全国的医师圣手,御医们都是饱学之士,很多人先是学子,而“由儒入医”,很多人的抱负便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但是这些悬壶济世的医师,到了太医院当差,便都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给皇家看病责任重大,他们每一张切脉、诊断、下药的方剂,现在都一张不落地封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卷宗里,问责制一直可以追溯到永远。世上常说“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难道翰林和太医都要的是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吗?太医看病遵循着这条规则,用药温和,剂量轻微,实是出于谨慎,处于无奈。
都说太医看病难,此言不假。自道光皇帝起,给皇帝看病,就明令禁止使用针灸,原因是皇上的龙体外露有失尊严。不知道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在这里还能不能有效地使用?平跪着给皇上诊脉,不敢抬头仰视不说,更不敢让皇上伸出舌头,看看舌苔,也不敢放肆地问问二便如何,一言不慎即可招祸。一切诊病的手段都被切断了,只能靠切脉了,而在皇权的威慑之下,那从容不迫地切过无数个病人脉象的手指,一搭上皇上的龙体,御医们先要控制住自己的手,千万别颤抖。病势沉重的光绪,在太后面前永远温顺得像只小猫,可在太医面前动辄龙颜大怒,他略通医道,索性就口授方剂由太医开药,一药不当非同小可,而太医也不敢不从。
给皇后和妃子们看病,可以想象就更难了,我们很小就听过“悬丝诊脉”的故事:皇宫里“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更为严厉,太医不能手触手地给女眷们诊脉,只能把一根丝线由太监递到挂着帷帐的房间里,系在女眷的手腕上,另一头留在屋外太医的手里,而负气的妃子们常常把她那头系在椅子腿上,想考考太医能不能诊出她的病……实际上系与不系都不能通过丝线切得脉象,太医们在这里走了一个形式,做了一个秀。他们敢给女眷看病,事先已经千方百计地通过贿赂贴身太监,把病情了解得一清二楚,此刻诊脉,只是在静思默想着如何下药。我不知道这故事的真假,讲故事的人,不想说明中医是玄术,便只能证明太医看病的难了。事关皇家的隐私,太医们如何给女眷们看病的细节,一直是个谜,太医们不便讲,也不能讲。知情的太监自然也不敢讲。
因此,我们在此,不要责怪太医没有治好同治的病,慈禧的病,也没有治好光绪的病,皇帝死了太医都要治罪,轻则革职重则砍头,而皇帝又怎能不死呢?
古代医学里的“悬丝诊脉”
在。
在我国古代,太医为皇帝的妃子们看病,常常悬丝诊脉。传说唐代药王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时,只能在房外悬丝诊脉。太监有意测试药王的诊技,先后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脚和鹦鹉腿上,结果都被药王一一识破,最后太监才把丝线拴在娘娘腕上。孙思邈通过悬丝诊脉,诊得娘娘是滞产,开了一剂活血理气药,娘娘服后顺利分娩,唐王赐给药王“冲天冠”1顶、“赫黄袍”1件、金牌1面、良马1匹和千两黄金、绸缎百尺。并大摆宴席,一来欢送孙思邈,二来庆贺皇后病愈生下皇子。事后同行们问其窍门,药王笑而不答。
传说中的另一位御医就更为惊险有加了。一次皇帝传他进宫看病时,他想不知是哪位后妃,先讨个吉利再说。于是,在悬丝上诊一会“脉”后,说:“启禀万岁,是喜脉”。此时皇帝命太监带御医去看,悬丝的另一头只系在一只凳脚上,原来皇帝是想试御医的本领。御医看后大吃一惊,险些晕倒。但他不愧是个老御医,定了一下神,搬起凳子细细查看一遍后说,如能劈开凳脚便知。皇上命太监用利斧劈开凳脚,只见蛀洞内有小虫在蠕动。御医忙跪奏说:“万岁请看,此乃木之孕也,所以见喜脉”。皇上认可。额头直冒冷汗的御医总算应付过去了。
在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商纣王的宠妃妲已化成美女,她淫乱朝纲,祸国殃民。有3只眼睛的闻太师识破了妲已的真面目,再三向纣王进谏,纣王不信。闻太师只好说,她是人是妖,我只要一切脉便知分晓。纣王说,我的爱妃怎能让你这臣子诊脉?闻太师说,可以悬丝诊脉。他将三个指头接到线带上,诊出妲已果真是妖精。
施今默是旧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曾为清朝皇室内眷看过病。施老先生说,“悬丝诊脉”亦“真”亦“假”。“真”是说真有这回事;“假”是说这纯属一种形式。旧时,娘娘、公主们生病,总有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御医也总是详细地向太监询问各种情况,诸如舌苔、大小便、饮食、病症状况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御医们常常给太监送礼,得到这些贴身情报后,御医也就胸有成竹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对皇室的尊敬;二是利用此时字斟句酌,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说错话或用药不慎而惹祸。
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内,至今仍保存着一张陈御医为慈禧太后牵线诊脉的照片。据说,那次慈禧患病,陈御医在既看不到她的神色,又不敢询问的情况下,隔着帷帐在红纱丝线上切了脉,并小心翼翼地开了三帖消食健脾药方。慈禧服后果然奏效,并赐他“妙手回春”金匾一块。过了许多年,陈御医隐居后才透露了当时的真情。当他得到要为慈禧看病的消息后,便用重金贿赂了内侍和宫女,获知慈禧的病是食螺肉引起消化不良,由此拟出药方。可见,悬丝诊脉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也是医者受缚于皇威不得已而施展的一种骗技。
古代太医有哪些职责?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该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太医无能。
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
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則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知一二。
(一)有些皇帝以知医自诩,对处方用药,动輒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谕施治。如光绪皇帝自幼体质瘦弱,成年以后则是疾病缠身,长期脾胃失调,且患有严重的滑精病,有时一听到锣鼓声即刻遗洩,进而相继出现潮热、盗汗、咳嗽、心悸、失眠、头晕、耳鸣、健忘等一系列症状,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欢,这种事业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剧。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执。光绪帝稍通医道,在病势口重,求治心切的情况下,对太医往往动以声色,严辞申斥,并自以为是,诏令治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辗转床褥,呻吟不已,该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的《起居注》曾记载:“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指腰胯)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太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已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
太医只好遵谕照办。此后给光绪开处方所用药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轻。这种不顾实际病情,唯圣意是遵的处方,不获良效,应在料中。不仅如此,光绪还进而在殊谕中点名用药,说:“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脉案档中,光绪钦定的药品每多见及,不管这些清热滋阴的药物,当时是否完全对症,太医也得依旨使用。
(二)内府治病,首重疗效,御医须得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又难以奏效,这样一来,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硃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
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治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洩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说:“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总系药不对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
那时光绪因戊戌变法失败,虽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义上他还是皇帝,太医为其治疗是不敢马虎的,用药无效,实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医,可是光绪偏认定是治疗不当造成的,太医们也只得俯首认错,恭聆皇帝的辱骂。皇帝患病,不论何种原因,医治无效而死,即所谓“龙驭上宾”,都要给太医以处分。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等例行处分。君主专权的社会,有理也是不能讲的。
(三)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
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弓[退”。又说:“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倖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这些话,都是薛福辰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
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又何尝不是如此。薛福辰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至于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党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