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过程 南宋仓促北伐 出兵无功失败收场
宋宁宗时期，在与金朝的关系上，又逐渐趋于紧张。宋宁宗因为不满金朝蛮横要求按旧时的礼仪行事，对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满，因此他也支持韩侂胄对金朝采取强硬的措施。
开禧元年(1205年)四月，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主和派，使主战派得到了鼓舞，很得民心。同年五月，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
有人认为，“开禧北伐”是韩侂胄为捞取政治资本而采取的一次军事上的冒险行动。由于实行党禁，逼走赵汝愚，使韩侂胄在政治上失了人心。当时金朝的情况不太妙，金主璟沉湎酒色，朝政荒疏，内讧迭起，北边部族又屡犯金朝边境，在连年征战中士兵疲敝，国库日空。于是韩侂胄认为有机可乘，就把恢复故疆、报仇雪耻作为建立功业的途径，作为争取人心、提高威望的一种手段。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他还重新启用了辛弃疾等一批主张对金用兵的大臣。
开战之前，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分析形势之后，提出此时进行战争对宋朝不利，认为这场战争几无胜算。叶适不仅拒绝起草宣战诏书，还上书宋宁宗，认为轻率北伐“至险至危”。武学生华岳上书，认为此时南宋“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认定这次北伐将“师出无功，不战自败”。
结果华岳被削去学籍，遭到监禁。反对的声音立即被韩侂胄镇压下去。韩侂胄请直学院士李壁起草了伐金诏书，以鼓舞士气：“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言乎远，言乎近，熟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于是宋朝军队不宣而战，首先对金朝军队发起了攻击。
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如泗州等地。但由于金朝事先得到了风声，觉察到南宋“将谋北侵”，已有了准备，在遭到进攻后立即进行了反击。由于韩侂胄用人不当，中路军统帅之一皇甫斌率军攻打唐州时被金军击溃，接着在攻打蔡州时大败于溱水，韩侂胄急忙把他撤了。北伐主战场两淮统帅邓友龙等也因兵败而被撤职。不久，金军就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了进攻，宋朝军队由进攻转为防守。在金军的大举进攻之下，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韩侂胄想通过吴曦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却早已在四川暗通金兵，叛变称王。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
接着，又是兵败之后的谈判。而对南宋来说，战败以后的和谈是气短的。作为胜利者，金朝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提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缚送金国。打了败仗以后，就要有人到金军去谈判，这份差事朝廷中谁也不愿去，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萧山县丞方信孺作为南宋派出的谈判代表。方信孺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在金人面前威武不屈，金人将他投入*，断绝饮食，并以杀头相威胁，要求他答应金朝提出的割地赔款、缚送首谋等五个条件。方信孺不怕威胁，说缚送首谋，向来无此办法。金朝将领威胁说：“你不想活着回去吗？”方信孺说：“我奉命出国门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最后金人也没有办法，只得将方信孺放回。
这年八月，韩侂胄听取了从金营中谈判回来的宋使方信孺的汇报。当方信孺汇报了割两淮、增岁币等金人提出的四项条件以后，变得欲言又止。韩侂胄问：“还有什么？” 方信孺说：“我不敢说。”在韩侂胄的逼问之下，方信孺只得如实相告：“是要太师的人头。”韩侂胄听后大怒。多割一点地，多赔一点钱，韩侂胄还可以退一点，可最后一条是没有退路的。韩侂胄迁怒于方信孺，夺去方信孺三级官阶，将其贬到临江军居住。
谈判的条件不能接受，只得硬着头皮再打仗。韩侂胄撤了两淮宣抚使张岩的职务，任命赵淳为两淮置制使，负责镇守江、淮。在这种形势下，朝廷中的主和派又形成了*，礼部侍郎史弥远和杨皇后是主要的代表。杨皇后因当年韩侂胄在宋宁宗选皇后的问题上不倾向于她而怀恨在心，同时她也认为北伐过于轻率。他们通过皇子向宋宁宗进言：“韩侂胄再启兵端，将危*。”杨皇后也在旁边劝说宋宁宗，但宋宁宗很犹豫，一时难以定夺。杨皇后担心如果宋宁宗走漏风声，让大权在握的韩侂胄知道，后果将十分严重，就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等人密谋，设法除掉韩侂胄。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殿帅夏震派出的将士挟持，杀死于玉津园中。韩侂胄被杀以后，史弥远立即派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金朝，并以此作为向金朝求和的砝码。此后朝政被史弥远、钱象祖把持。经过与金朝的谈判，按照金朝的要求，韩侂胄之首被送往金朝示众。韩侂胄死后，宋宁宗对大臣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
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王朝与金朝签订了“嘉定和议”，和议条款为：两国境界仍如前;嗣后宋以侄事伯父礼事金;增加岁币银帛各五万;宋纳犒师银三百万两与金，疆界依旧。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叔改变为侄伯，比“隆兴和议”更能显示合约的屈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