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造出的首富宋子文 宋子文的财富到底有多少

自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被传为世界首富以来，围绕着这位民国财政部长个人财富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1949年新年刚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才会发起渡江战役，但在广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职的打算。就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次日，在广州绥署礼堂举行的辞职仪式上，他以不足一分钟的简短致辞，为其26年的从政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辗转于香港、广州、、台北、巴黎等地，并在当年6月，举家乘机赴美。这时，往日拥有的财富权势及显赫一时的荣光，都已如*的*一样大片失去了。

从此，一段可称为“难民”的生活开始，虽然是在一个他深爱着的国度里，但当时的美国舆论却对其不太友好，他们一再狂炒宋子文贪污美援、中饱私囊的话题，甚至认为宋子文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针毡，其实关于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话题由来已久。

一则从“谣言”开始的故事？

尽管，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的显赫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宋子文的私人财产还是一个鲜有人理会的问题。而3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此的兴趣，似乎一夜间迸发了，翻阅从此往后的历史时，各类与其财富相关的资料、数据、传说也蜂拥而至。按照一般的看法，这一时期也正是宋子文财富暴发的开始。

1933年秋，因为在军费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辞去了国民*财政部长的职务，一同辞去的还有*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他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这时，他利用还保留着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头衔，表现出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热心。宋子文深知，要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资金，于是筹划成立了一家具有强大实力的投资集团——中国建设银公司。

宋子文特殊的身份，对其发展经济的计划，无疑会起到不可估测的推动作用，然而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宋子文设想，中国建设银公司应该是一个集中了中外各大财团资源的投资公司，资本额1亿元，由中国与英美银行家组成。但此举遭到了日本的方面的强烈猜忌，日本驻南京领事明确反对英美等国资本参与其中。日本的讹诈政策，令英美财团只得退避三舍。无奈，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只争取到中国财团的支持。

在当时的形势下，自然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凡是宋子文的手笔，自然都会引起日本及*派的不满;而宋的经济行为，也在不失时机地打击着对方的利益。

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宋子文虽有了中国“摩根”的头衔，但是他清楚这还只是个虚名而已。他若想在经济领域继续呼风唤雨，绝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当时中国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中国银行本由清王朝的“国家银行”，即大清银行改制而来，虽改为商办，但其地位与实力使然，始终是事实上的“*银行”。因历史的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一派的人物。以实为中行灵魂的副总裁张嘉为例，他像宋子文喜欢美国文化一样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因而，与欧美派隔阂很深;因而，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中国银行很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宋子文深以为恨。

于是，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汉口密谋，通过了一项对中国银行的改组计划。这一计划保密工作相当出色，事前既不让张嘉知情，也瞒过了汪精卫、张群、黄郛等*派巨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消息时，所有文件都已敲定，这对*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当张嘉“潸然泪下”，正痛心疾首之际，宋子文风光无限地担任起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这样，利用这些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释放出的能量，宋子文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政界、工商实业界、金融界竞相景仰的中国“摩根”。从此开始，宋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而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当宋子文在其经济建设规划与追逐个人私产方面都风生水起的时候，其英美派领袖的背景、对日强硬派代表人物的声誉，也为其招致了更多的来自日本方面及国内*派的敌视。而日本人对于这个个性上恃才傲物、行事上有些西方*主义做派的军外人物，甚至比对他们最大的对手蒋介石更感到厌恶。

因而，作为日本及汪伪一派的反击，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随之不断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又战争期间，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宋子文是当时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四大家族”

尽管据历史学家考证，这些信息大都是战时日本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而且即便当时引用的作者也并不深信，但也是从那时开始，关于宋子文豪门财产的传闻，却方兴未艾。因为，宋子文当时在经济建设上的纵横捭阖，在金融界的呼风唤雨以及其家族的权势地位，显然都太过煊赫一时了。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广东银行为例，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侨资银行。1935年秋，因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趁机调集资金注入，进行改组。他并认购20万股，虽非最大股东，但也无人敢与其一争高下。结果，改组后该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安担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宋子文赏给了其亲信。从此，广东银行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它原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公司老板简氏兄弟被称为“烟草大王”。在三十代，它的经营与财务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宋子文以区区70万元的代价便购买了该公司52%的股份，而这70万元还是由广东银行代垫，宋子文分文未出便将南洋兄弟置归旗下。

除此之外，宋子文还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宋子文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机构后，他通常手法是把银行的资金用于工矿和铁路的建设投资。除中国建设银公司对几家铁路和工矿的投资外，宋家还在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民生公司、华丰和记纺织布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丰和记面粉厂、中华书局等工矿企业据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宋于文和宋子良还当了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而西北陕西、甘肃两地十几家纺织、面粉、制药、印刷、酿酒、采煤、火柴等工厂的机要部门也在宋氏家族的控制之下。

1943年10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在商业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跃。其亲自出面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数月之间资本翻番;华南米业公司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利润丰盈。而抗战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川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在经济领域能如此神通，其财产数目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而又一篇文章则写道：“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数，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

可见上面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及其*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单说宋子文，其虽掌控众多的工商金融企业，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财产也应当小于这些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至于宋子文当政时，由国家银行或财政部投资创办的企业，不应当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财产。正如美国学者戴洪超所言：“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

“倒宋”风潮

宋子文虽身家千万，并非传言中的亿万富翁，但无论如何，在当日官僚资本的制度之下，其获取财富的途径，总摆脱不了政治特权的干系，也总免不了以权谋私的嫌疑。于是我们看到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以革命的语言宣称：一切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四大家族盗窃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为他们的私产(化公为私)，以“国家”、“*”等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的所有(假公济私)，使自己成为以吸血为生活的最大富翁。他们极端尽致地对人民进行封建买办的血腥掠夺，而无量数的中国人则因其掠夺，以至家破人亡、颠沛流离、饥饿死亡，而且死无葬身之地……

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小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以种种名义大发“国难财”，又或走私、或侵吞公产、或勒索民间企业、或贪污受贿，以并不道德的方式实现着私人财富的扩张。这也是革命者常拿宋子文私人财产大做文章的原因。只是在激烈的政治宣传里，他的财富显然被无限夸张了。

其实，又何止是反对者对豪门资产大肆抨击，到了国民*统治后期，似乎所有人都对宋子文不满了。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赤字触目惊心、工商业纷纷停产倒闭。宋子文一系列的举措，不但没能挽救危局，反而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于是，在举国的不满声中，作为行政院首脑、全面负责经济的宋子文便成为这一切的罪魁。又何止如此，与此同时，经济的崩溃连同着军事的失利、官僚的腐败、政权的危亡，所有这些所造就出的泄愤情绪似乎都一同指向了宋子文。

以四大家族中的陈氏兄弟为例，陈氏兄弟窥视财政金融大权已久，但宋子文对财经大权的包揽，使他们未能丝毫染指。而宋子文理财的失败，正为他们打败宋子文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不断地对宋的豪门*进行讨伐，“炮打宋子文”的文章连连出现。

以傅斯年为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内连续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三篇文章，抨击宋子文巧取豪夺、祸国殃民，把国家的巨额财富据为己有，“彻底毁坏了中国经济”，“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至于当日舆论之中，宋子文的财产被传到怎样的程度，以下的材料即可窥豹一斑。据记载，当时一位激烈批评*的人说，“中国不摆脱宋氏家族，不可能有光明前途。因为他们有十亿以上的美元存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各地银行的个人账户中。”又1949年5月，正当*与中与*激烈撕杀的时候， 49名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三豪门“征借”10亿美元，以充实国军军费。这一主意，竟获得全体出席委员赞同通过。

面对这种境地，宋子文选择了一走了之。1949年5月16日，宋子文偕夫人乘机离开香港，去往巴黎。在临行之前他对记者发表讲话，说：“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5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10美元，岂非捕风捉影。”正如宋美龄所抱怨的，“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

杜鲁门的愤怒

然而，想让宋子文成为替罪羔羊的并不只有蒋介石和他的*，当他来到美国后，这个曾经无比亲密的国家，对其也不怎么友好了。

宋子文赴美之后，依旧想如之前一样大卖力气为*争取美援。他曾向美国方面乞求，往*派出军事代表团，以挽救*军队的败局。宋子文并多次求见美国高官，要求美国进一步向*政权提供2亿美元援助。

然而，所有的计划，最终成了宋子文的痴人说梦。最终蒋介石失去了大陆，美国也不得不接受“失去中国”的苦果。

在美国舆论看来，这除了归咎于*官僚系统的腐败无能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宋子文的徇私舞弊。因为，当时美国曾无比信任地将一切军事与经济援助都交到了宋的手中，而这些美国纳税人的钱却如同白白地扔到了水里一般，根本没实现其价值。更主要的，当时美国人还认为，美国的大量援助都流进了宋子文、孔祥熙个人的腰包，变成了宋、孔家族的私人财富。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大骂“他们都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三十八亿美元中偷去七亿五千万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圣保罗搞房地产投资，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

*政权覆亡之后，美国各种报刊都不惜以大量版面，津津乐道地报道宋、孔家族的种种丑闻，弄得他们声名狼藉。《华盛顿明星晚报》在一篇文章中不无调侃地写道：“*的蒋介石*与其请求美国国会的援助，不如动用私人存美的资产。蒋总统目前所急需安定金融、建设经济等等的款项共约3亿美元，实在可以由孔祥熙与宋子文两氏私人借款，不必再向美国纳税人乞求。因为根据美国官方确切可靠的统计，孔、宋两人在美国的银行存款达5亿美元之多，从中间借款3亿给蒋介石将军，决不会使他们两人当真‘贫穷’起来的。”

对此，孔祥熙曾不无愤怒地表示，我丢在*的财富比现在多多了！并情愿接受美国*的调查。于是，50年代初杜鲁门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宋、孔财产展开了秘密调查，但不知何故，此后几十年，美国*一直对这次调查的结果讳莫如深。

争论不休的身后事

1971年4月，77岁的宋子文来旧金山看望老友。晚宴上，他心情愉悦，颇有食欲，却不幸因一小块食物鲠在气管，而溘然辞世。

很快，消息传到了纽约——二十年来宋子文寓居的地方。纽约州*着实一振，抛开人道上的悲悯之外，负责清算房产税、遗产税的*税务部门，一想到那些关于这位逝者巨额财富的传说，他们更不由得生出一些不太合时宜的兴奋。

于是，纽约州*的税务官员们，内心已然期待着令人震惊的结果，对宋子文的经济状况着手展开了调查，然而，事实却令人大失所望。在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遗产分割执行书中，我们看到了那次调查的结果。那是一些对于这位传说中的“世界首富”有些反讽、近似玩笑的信息：宋子文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一说其财产总值为10485729.47美元)。这样的财产在遍地富豪的纽约简直不值一提。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美国的税务官们难以置信。宋子文家产仅有“100万美元”的报道，也随即流传开来，从华盛顿到里约热内卢，从伦敦到巴黎，从马尼拉到东京，从*到香港。据说当年看到这则消息的人，有的不置可否，有的则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