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廉为官40多年 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

在清代的高官显宦中，张之洞无疑是比较突出的一位。这不仅因他倡导新学，兴办洋务;更因他政绩卓著，为官清廉。而他的清廉，既有物质层面上的“物廉”，又有荣誉层面上的“誉廉”，二美集于一身，越发值得称道。

如他出任两广总督时，依惯例可得太平关、海关等处馈银20万两。这虽非贿赂，但他却不肯中饱私囊，毅然将这笔巨款悉数充公，分文不留。再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一位道员为某富商私献白银20万两给他祝寿，借机请求在海州开矿。他闻之大怒，断然拒绝了富商的寿礼和要求，并弹劾罢免了这位道员。

张之洞的廉洁操守，可谓始终如一。直到临终前，他还给子孙留下这样的遗嘱：“……(我)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据说他死后，家中“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就是他的丧葬费，家中也拿不出，多数是亲友和门生资助的。难怪《清史稿》上评价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不但不贪财，也不贪誉。对那些颂扬自己的“形象工程”，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闻知后都坚决制止。

1907年夏，在任湖广总督19年后，张之洞奉旨进京，离开武汉。这时，他的门生、部下纷纷在武汉为他兴建纪念性楼堂，追忆他的功绩。军界人士筹款在武昌宾阳门内蛇山上修建抱冰堂，学界人士筹款在黄鸪山修建风度楼。张之洞在北京听说后，立即发电报制止：

昨阅汉口各报，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建造屋宇，以备安设本阁部堂石像、铜像之事，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鄂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抱疚之处，不可殚述。各学、各营此举，徒增懊歉。尝考栾公立社，张詠画像，此亦古人所有;但或出于乡民不约之同情，或出于本官去后之思慕。候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毁誉祝诅，一切听士民所为。若此时为之，则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该公所、该处，迅即传知遵照，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大是佳事，何以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

然而，一些人并未领会张之洞的本意，依旧将纪念楼堂建成。张之洞听说后，又致电湖广新总督陈夔龙：“黄鹄山上新建之楼，宜名‘奥略楼’，取晋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虽然纪念他的楼已经建成，但张之洞仍然坚持“不可一人专之”，坚决要求将宣扬自己的楼名“风度楼”改为“奥略楼”，并为之亲题匾额。

见张之洞不愿为自己建纪念性楼堂，有的人又打起了别的主意。

有个叫梁节庵的部下，专好投机钻营，巴结上司。他联络了一些人，又策划在武昌洪山卓刀泉关帝庙旧址上为张之洞建生祠，并将这一消息电告张之洞。按照惯例，建生祠是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这是官员显身扬名的大好机会。有人以此为莫大的荣耀，而张之洞却对此嗤之以鼻。他电告梁节庵等人：“卓刀泉为明魏忠贤生祠故基，忠贤事败，拆去生祠，改建关帝庙;今建予生祠于上，是视我为魏忠贤也。予教育鄂士十余年，何其不学，以至于此。速急销弭此举，勿为天下笑。”张之洞鄙视魏忠贤那样的大权奸，更不愿步其后尘，在他的生祠旧址上建起宣扬自己的生祠。

当然，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高官，张之洞也很看重名节，他也不是不要名气。但他深知，名气不能靠“形象工程”取得。如果无功无德，像魏忠贤那样祸国殃民，即使建了生祠，也会招万人唾骂，最终还会被拆除。相反，如果德高望重，为国为民立下功勋，即使不建楼堂，也能在万民心中树起丰碑，美名广为流传。正是基于这种正确判断和清醒认识，张之洞才果断地拒绝那些徒具形式的褒扬和形形色色的“雅贿”，始终保持荣誉上的廉洁。而他这样做的结果，使他的声望更高，名气更大，也更加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