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成果 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国家繁荣

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前202)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晁错在其《重农贵粟疏》中曾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是一般农家的状况，百亩产量为100石，文帝时一石粮价为500钱，100石总收入为50000钱。按照十五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7.16%，按照三十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3.86%。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君主专制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西汉由于农民负担长期得到减轻，*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的“文景之治”。史称：惠帝吕后之间，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户口浸息，刑罚用稀;文景之世，国家元气恢复，社会安定，府库充实，人民生活近于小康。《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至汉武帝时期，因“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富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槟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由于文景两帝的政策，适当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的君主专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正在某种程度上按着合乎君主专制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一些。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