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靠哪一句话消灭20万明军
在古今战例上，一般大兵团作战，都喜欢“四面合围”或者“分进合击”的方式，然而，作为兵力较弱的一方，也会利用地形，机动作战，钻进敌人各部之间的空隙，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发生在明朝后期的萨尔浒之战，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战例。
在明朝万历后期，大明与后金已成明显敌对的双方，在辽东一带经常展开战争，互有胜败。明朝方面觉得必须彻底解决后金这个麻烦，于是决定兴大兵，以数量上的优势击败后金。而后金方面呢，努尔哈赤也觉得必须击败明朝，尤其是歼灭其精锐兵团，以便在今后的交战中占上风，双方都在寻找一场决战。
公元1619年正月，决战机会来了，明朝方面集中47万兵力向辽东发起进攻，由杨镐坐镇指挥，明朝方面真实的兵力，一直说法不一，有的说不过11万，有的说约20万，反正数量远多于后金。都是强有力的军队，但强有力的军队组合起来，未必是强有力的团队，因为战斗力不等于简单的加法或者组合，还得看各路军配合。明军当时从四个方面进军，从北面进军的是马林兵团，从西面进军的是杜松兵团;南面是刘綎兵团，西南面是李如柏兵团。整个作战部署是“分进合击”的思维，看上去似乎稳妥而全面，然而，似乎没有考虑到战争条件的多样性和地理的复杂性。
而作为敌对的一方，后金的总指挥努尔哈赤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说不管你明朝来多少人马，我都不会去一一应对，而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你一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其实，努尔哈赤说这话的时候，未必胜券在握，他作为较弱的一方，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迎敌，计谋其实也是逼出来的。
明朝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各路人马之间的进军速度不协调，各有参差，这样一来，就给了后金钻空子的机会。出发一段时间，漏洞就出现了，西面杜松兵团已经突飞猛进，上了前线，南面刘綎却还迟滞在路上。努尔哈赤慌忙率军重点进攻杜松兵团，三月，两军在萨尔浒遭遇。明军与后金军队展开激战，从早至晚，前一阶段不分胜负，但一到黄昏，后金熟悉地形的优势显示出来了，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后金占领了河畔、山脚等战略要地，以密集的射击向明军发动摧毁性的进攻，明军外无援军，内受强攻，终于全线崩溃，死伤惨重，杜松战死。
在其他三路军队还在路上的情况下，明朝的西边人马已经被解决掉，不仅战斗力丧失，而且重重地动摇了明军军心。正在前进的北路军得到消息，不敢进攻，只好就地布防。但北路军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们当时配备了足够的火器火炮，如果驻守不动，倒还可以和后金战一个平局，而北路军总指挥马林对敌军人数估计不够，命令阵营移动，想发动进攻，但正当移动之际，各部之间前后不相应，稍有混乱，失去防御的阵营，后金军队从高地俯冲而下，发动突袭，明军猝不及防，全军覆灭，只剩下马林少数几个逃跑。北路军被解决之后，明军人数上的优势丧失殆尽，接着便是刘綎军队和南路溃败，努尔哈赤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是后明与后金战争逆转的关键，从此后金转入攻势。
竞争对手虽然强大，但如果将其分拆来看待，针对其虚弱的部分，发挥自己
今日网络时代，炒作无处不在，其实古人也很重视炒作。唐代的杜甫就是一位炒作高手，他一生给李白写诗数十首，以显示自己与名人不一般的关系，而李白只回了他一首打油诗。
到晚清之际，文人士大夫更是崇尚清谈，好论时事、兵事、外事，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风盛极一时。但这些手法在一个人眼里，却只是小儿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评“大清第一炒作高手”，那非左宗棠莫属。
在任何时候，一个人要想出名，最好的办法是有“故事”，而左公恰恰是这样的人。
早在学生时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他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赏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长“编故事”。第一个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当时年仅18岁名不见经传的“农村知识青年”左宗棠拜访他，贺为左之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左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左看。
此事载于《左文襄公年谱》，问题是二人见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场，如何佐证？极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创作或传播出来的。贺长龄是晚清的大学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也仅此而已。
第二个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20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这个故事较之前一个更是“别有用心”。陶澍爱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乡必经醴陵，故而事先写下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印心石”隐含了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看到此联，自然心花怒放，引为知音;下联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记马屁。总之，一副对联击中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官僚的软肋，竟然不顾年龄和辈份悬殊，与之结为亲家。
第三个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回家途中，因为闻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其实，林则徐见左宗棠，并非“闻听”其大名，而是缘于陶澍。陶、林二人关系不浅，左又是陶的亲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绍过许多左的故事。左公拜见林大人，也是因为陶亲家的授意。林大人乐得给陶公一个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个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时的左公到底露出过什么奇才？后人很难晓得。凭常识判断，无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诗文之才——左公显然不如李鸿章，至今不见左公留有名诗文。至于其它才能，凭初识的一面应该难以判断。
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举他见过的名人，如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更关键的是，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间，外人之所以得知，无非是当事人的对外传播。于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反正都变成了故事。对此，《清史稿》中说得直白：“(左公)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说的是长沙发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发，受到追查，有个叫潘祖荫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更是将左公抬到天上。
潘祖荫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吗？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荫这句话或许是真的，却未见载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所以流布者，无非是左公有意炒作，这与左公“喜为壮语惊人”的秉性极为相得。因此，当左宗棠后来抹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时人感觉不公，为之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