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北征兵败之谜 忠烈杨业究竟死于何人之手?

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附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乾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侁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己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己……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侁。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侁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侁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侁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侁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侁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侁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侁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美。雍熙北伐初期,潘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侁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侁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侁坚持要杨业出兵,潘美无权违抗。其实,潘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美性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子为侄,潘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冶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性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性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子。然后将王侁除名,发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曰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亨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