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郑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与西洋各国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开辟通商之衢,进行经贸交流,谱写了人类航海史上崭新的篇章。与西洋各国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开辟通商之衢,进行经贸交流是郑和下西洋的另一大要务。

郑和下西洋开展经贸活动形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朝贡贸易是一种主要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通常是船队到达一地后,以皇帝的名义向当地国王或酋长颁发赏赐,同时接受他们的纳贡,或由他们事后遣使到中国朝贡。这种贸易形式,往往是赏赐大于贡纳,实行“厚往薄来”的贸易原则。其次,官方贸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之一,郑和船队装载有大量的中国特有物资,到海外适当地点换取所需贸物,这种贸易有的以物易物,也有的是用钱币购买货物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金锭,便是用钱币直接购买的货物。对此,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翻译官)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一书中对郑和船队在海外的经贸活动(如交易方式)有详细描述:“……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以后哲地并富户各以宝石、珍珠、珊瑚来看……如某宝石若干,该苎丝某物货若干,即照原打手价无改’。”这里记述的是在古里国的交易过程。据此郑和船队在海外进行商品贸易活动的过程与细节,犹显眼前。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满载着中国盛产的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丝绸、农具、漆器、雨伞、书籍、土帛布、麝香、樟脑、大黄、柑桔、肉桂、茶叶、米、谷、豆等大宗货物与亚非诸国进行公平交易,每到一处,便出现“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的热烈动人场面。

《瀛涯胜览》还记述:在暹罗国,“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船到水上买卖”,在满刺加国,“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各舡并聚,又分宗次前后诸番买卖”。在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在柯枝国,“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易苎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天方国,“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明代张燮撰《东西洋考》云:所至各国“好市华人磁瓮”。郑和下西洋开展的经贸交流可谓盛极一时,前所未有。由于交易公平,双方诚信,对外经贸交流还含有民间贸易的成分,船队的官兵常携带一些家乡货物到海外出售,并从国外换回一些物品。这也是郑和下西洋贸易交流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统计,郑和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货物计185种,其中香料29种、珍宝23种、药材22种、五金17种、布帛51种、动物21种、颜料8种、食品3种、木材3种、杂品8种。对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及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空间,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比如,永乐、宣德制造青花瓷的上等色料——苏麻离青,即索马里青,因产自索马里而得名。该青料含锰量低,含钴量高,其色明艳,色性稳定,优于国产青料。该料即由宝船队大量购回,保证了中国青花瓷举世无双的最优品质。

郑和对下西洋的目的回答得很清楚,在他亲自撰写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中明确写道:他下西洋的目的是“赍币往赉之”(ji,赍币,带着钱币进行贸易)。但是,由于郑和航海资料在宣德年间被毁,加之西洋所购物品的缺失乃至空白,对于下西洋进行贸易交流的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郑和研究中对进行贸易交流的态度不很明朗,常常把“踪迹建文”视为主要目的。300年后清康熙朝大学士张廷玉编撰的《明史》,称郑和下西洋在扬我国威的同时,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之说,也影响了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文化与经贸交流的研究。直到2000年,明代梁庄王墓在湖北钟祥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郑和从西洋购买的金银珠宝,经专家考证确认是郑和从西洋各国所购,郑和研究沉闷的局面才被打破,史学界认识到郑和下西洋的确是去从事海外贸易的,经贸活动也是他的主要目的。

梁庄王朱瞻垧(ji)为永乐帝孙,其墓出土文物品类众多,数量甚巨,有金锭、金壶、缠臂金饰、青花龙纹高足瓷碗以及金、银、玉、珠、宝石、铜、铁、铅、锡、瓷、陶、漆木等各种材质的珍贵文物达5300余件之多,其中各类宝石就有5000多颗。珠光宝气,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经专家们考证,这些宝石非中国所产,却与郑和有关,正是郑和下西洋时从西洋等地所购之物。出土的金锭为月牙形,共两枚。这两枚金锭的出土让考古队员们庆欣不已,格外,惊喜,因为金锭正面刻有重要文字。一枚金锭上镌阴刻铭文:“随驾银作局销镕捌成色 伍拾两重 作头季鼎等 匠人黄关弟 永乐拾肆年捌月 日”。而另一枚金锭上镌刻的文字则是:“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捌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永乐十七年四月,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际,这两枚金锭所刻文字及其大量珍宝,成为目前可见的郑和下西洋唯一通蕃实物。考史料,永乐十七年(1419年)四月这个时间节点,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历十九国回国的前夕,或已在返航途中。此金锭当是用沿途购买的碎金块融铸而成。金锭长132.5毫米,腰宽45.2毫米,厚16毫米,重达1948克。除自身重量外,其“含金量”(史料价值)更是非同一般。

郑和下西洋大规模的经贸往来,使“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互通有无,双方获利均丰。“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麒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明人严从简这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欢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郑和下西洋所从事的经贸交流活动是客观真实的历史事件。距郑和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六百年后,在郑和开辟并奠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前提下,由中国倡导的、多国参与的、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或正在形成时,郑和闻知这个消息,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