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貌取人任性点状元 曾凭解梦选举高官

朱元璋夺得*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实行科举考试，举行了开国后的第一届乡试。洪武四年(1371年)殿试，他以貌取人选吴伯宗为状元。从吴伯宗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夏榜录取的韩克忠，朱元璋一共封了七个状元。

皇帝从一众候选人中圈点状元时，并不完全依据殿试成绩，其中有着多种考量因素。朱元璋点状元也是如此，那些魁元并非都是殿试成绩最优者，各自的状元帽里有着不同的奇闻趣事。

以貌取人

吴伯宗，名祐，江西金溪人。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10岁即能为文。洪武三年(1370年)，吴伯宗乡试名列第一，获得解元;翌年参加礼部会试考中第二十四名。

洪武四年(1371年)殿试，考官初拟郭翀为第一。但因郭翀相貌与大明朝开国的新兴气象不相协调，而吴伯宗却相貌堂堂、器宇轩昂，其殿试答题也洋洋洒洒，应对自如，深得朱元璋喜爱，遂被点为状元。

作为明朝的第一个状元，朱元璋对他青睐有加，不但赏赐了一堆冠带袍笏，还封他为从五品的礼部员外郎。

吴伯宗获得状元虽有运气的成分，但他为人还不错。他看似性格温厚，实质外柔内刚，不依附权势，不迁就他人，哪怕遭受挫折也在所不惜。这种个性也使他的仕途曲折起伏，颇不顺利。

吴伯宗刚入朝时，正值左丞相胡惟庸当权弄政。胡氏结党营私，欲人附己。耿直的吴伯宗不肯随附，胡惟庸遂怀恨在心，找了一个借口把他贬到凤阳去了。

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属于政治高危区，在那儿哪怕弄出一丁点差错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但吴伯宗不畏缩，不罢休，上书直论时政，弹劾胡惟庸。恰逢朱元璋对胡惟庸已忍耐到极限，正准备废了他，吴伯宗的行动正对朱元璋的心思，随即被召回京城，并被安排去越南出了一趟洋差。

从越南回来后，朱元璋先后任命吴伯宗为太常寺丞、国子监司业，岂料均遭到吴拒绝。朱元璋火了，便把吴伯宗打发到大西北的金县(今甘肃省榆中县)，去做那里的教育主管。但他刚走不久，朱元璋就心生不舍，把他召了回来，任命为翰林院检讨。这一回，吴伯宗不再任性，仕途顺畅起来。

后来吴伯宗因受弟弟牵连，遭受挫伤，又对朱元璋耍起了脾气。朱元璋终于忍受不住这个低情商的状元了，一道圣旨，将他打发往比金县更远的云南边陲。吴状元行至半途便暴卒身亡，年仅50岁。

凭梦选魁

朱元璋开国后刚搞了一次开科取士，他觉得科举考试选出的读书人不堪使用，遂将科举改为荐举。可是十多年后他却更加失望，荐举根本选不出真正的人才。于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又恢复了科举考试。

洪武十八年二月，从各地乡试选出的472名获得参加会试资格的举子在南京参加角逐。会试、殿试后，读卷官初拟花纶为第一。待拆开花纶的卷子，朱元璋却以年少为由将其置为二甲。

然后，朱元璋又告诉大家，自己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宫中有一颗巨大的钉子，下面缀着几缕白丝，在日光下悠然飘拂。阅卷官心领神会，忙在试卷中翻找，果然在三甲中发现一个姓丁的人——丁显，而他的名“显”(繁体)字的下面是两个绞丝，正是日下飘丝，与朱元璋之梦吻合。

朱元璋龙颜大悦，遂擢丁显为状元，授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之职。这个丁显本来试卷没有做完，名次落在三甲，却因朱元璋的一个梦而独占鳌头，太富戏剧性了。这一年，丁显才28岁。

丁显(1358-1398年)，字彦伟，福建建阳人，博通经史，文思敏捷。但因年龄不大，还没有学会世故，一次上书论事，语气有些激烈，得罪了朱元璋。老朱一怒之下，把他贬到广西驯象卫去了。身处偏远的丁显心情郁闷，生了一场病，未及赦还便弃世而去。

少年得志的丁显，因过早去世，没有做出什么业绩，只是靠一顶状元帽而“显”了一下。

一年两“元”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科举史上闹出了一个响声很大的“南北榜”案，由此也产生了两个状元——陈安阜和韩克忠。

洪武三十年三月五日，会试发榜，录取的52名贡士全是南方举子。巧合的是，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纪善也都是南方人。名单公布后，北方士子不服，群情哗然。随后的殿试中，又录取了福建闽县人陈安阜为状元，这更加剧了北方人的愤怒。

朱元璋追问主考官刘三吾。刘三吾回答说：“北方在元朝长期残酷统治下，文化受到极大摧残。虽然大明开国已有数十年，但北方举子的文章仍远不如南方举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南北同榜，必然会出现南优北劣的局面。”朱元璋只得命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官员复审。张信等人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复核，给出了一个维持原榜的结论。

北方考生对这一复审结果不服，告状说复审官与主考官相互勾结，弄虚作假，故意挑选北方举子中的劣等试卷进呈。

在这种情势下，要稳住阵脚，笼络住北方人，朱元璋只得牺牲南方人了。他将所取贡士全部罢黜，对原主考官和复审官罗织了一通*分子的罪名加以惩处。就连新科状元也没能逃过厄运，被革除功名，车裂而死。

朱元璋在一番杀伐后，于当年六月重开殿试。他亲自阅卷，选出61名进士。此科所取全部是北方人，一个南方人都没有，状元为山东人韩克忠。

他之所以如此极端行事，一是为了让北方人狠狠出一下心中恶气，以稳定他们的情绪;二是他吃定南方人在他的血腥统治下不敢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