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了脸？张謇与袁世凯恩怨

俗话说得好，“从小看到老”。袁世凯在北京跟随堂叔袁保恒读书的时候，他的另一位堂叔袁保龄就说他“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在科举上恐怕没有大的前途。而同在吴长庆幕下并曾给袁世凯做过一段时间老师的张謇，这位日后成为状元郎的大才子，他在批改袁世凯的文章时也认为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以至于无从删改。不仅如此，张謇还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好权术”，在道德文章、科举仕途上难成大器。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欢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并且不求甚解。据说，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有一次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的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实在是哭笑不得。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还在世的时候，闲暇之时经常向袁世凯讲述自己多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因而袁世凯年轻的时候最爱读兵书。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袁世凯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谈，大加卖弄，因而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朝野新谭》中说，在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之后，吴作为袁的长辈，认为袁世凯年纪尚小，应该多读一点书，于是让袁世凯拜在他的幕府张謇和周家禄的门下，好好学习。张謇是个大才子，他对袁世凯的要求非常严格，袁世凯交上文章后常被批评，两人深以为苦。周家禄对袁世凯则相对比较宽容，经常给予鼓励。大概因为如此，后来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后，周家禄入了袁世凯的幕府而与张謇几乎断交。

不过，袁世凯与张謇交恶的事情，却并非是因为当年受教之故。

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他处理军务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对此，张謇也在写给袁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曾表示赞许说：“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但他的举动总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不过，要说起他的才能，恐怕是您家族中谢玄(指挥淝水之战)那样的人物。他现在从军驻扎在*的国家(即朝鲜)，希望您嘱咐他谨慎从事。”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继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但吴兆有等人昏庸无能，袁世凯反而大包大搅，成为朝鲜事务的主心骨，因而也遭到了吴兆有等人的忌恨。在1884年12月的朝鲜“甲申之变”中，吴兆有等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而袁世凯行为果断，处置得当，这才挫败了日本和朝鲜*派的阴谋。

事后，袁世凯得到了清廷和李鸿章的大力褒奖，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将袁世凯在朝鲜飞扬跋扈的“劣迹”告知了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尊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借机挑拨的信件后，他随后便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口气十分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叫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之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马，其中也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如何能妄自尊大，竟然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接着，张謇又说，你既然是吴兆有的会办，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就应当让吴兆有走在前面;处理朝鲜事务的时候，也应该把吴兆有的职衔放在前面，如何事事任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你这是凭*震慑人、靠权诈来处世吗？在信的结尾，张骞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出于师生之谊的劝导，而是为吴兆有等人张目了。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攻讦所误，因而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大概也是张謇所没有想到的。

由此，张謇和袁世凯便结下梁子，双方互不理睬近20年之久。在此期间，袁世凯青云直步，屡屡升迁，并在庚子年后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可谓是风光无限。而张謇在退出庆军幕府后，在科举上也还算顺利，考中了1894年的状元(康有为于次年中进士)。但时运不济的是，张謇刚当上状元郎不久，他的父亲便撒手人寰，按历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

三年后，张謇到北京销假却又赶上“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官，张謇自知官场险恶，从此绝意仕途，并回到家乡南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直到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张謇才投入到当时的立宪运动中，并成为江苏立宪派的主要干将。

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也表现积极，张謇才逐渐化解了与袁世凯之间的这段恩怨，并开始有了共同语言。1904年7月，张謇主动给已经在朝廷中做了大官的前学生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当即回信，表示立宪时机未到，还需要等待时机，双方算是恢复了交往。

武昌起义后，张謇被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提名为实业部长，但身为立宪派的张謇对革命党并不信任，他当时站在袁世凯一边并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局面。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也盛情邀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一职，张謇认为当时的局势不稳定，因而推却相邀而表示愿意在野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直到“二次革命”结束后，张謇才在熊希龄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并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是，袁世凯在帝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心要搞实业的张謇终究难圆其梦，最终*辞职。

有意思的是，在袁世凯初投吴长庆军中的时候，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张謇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也是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但随着袁世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开始由尊敬有加到平视之称“仁兄”，令张謇感到啼笑皆非，心里很不痛快。

中国传统的道德，“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张謇随后便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张謇雕塑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制定了“旧侣、故友、耆硕”等名分，用来安排他的那些老朋友。譬如张謇，当时便是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之一(其余三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

尽管袁皇上给予了“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等待遇，但张謇对此并不领情，随后他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孔老夫子曾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学问人未必是君子，但像袁世凯这样连学问也不肯去做的，大抵是做不成君子的。不过，君子有德有才如张謇者，时运不济，也未必能成事;而小人无德有才，反倒会顺风顺水，前途无限。这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