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第一天子 李世民如何将中国变成世界中心？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取得的业绩和其他皇帝对比一点也不逊色，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千古一帝”这个词也会用在秦始皇、汉武帝身上。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中国的时候，大概有三个成果是至今我们仍会感到自豪的。因为那是在封建帝制时代，在那个技术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后人继承、学习的典范。值得我们回忆、研究、认真学习的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君臣关系特别好。
唐太宗和魏徵等著名大臣的关系非常好，唐太宗有一个叫“纳谏”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制度规定或经常性的行为，使他和大臣之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在以前和以后的历史时代很少能够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读物、正规的史料记载或者电视电影更多看到的是君臣、大臣之间经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上面是勾心斗角，下面是尔虞我诈，为一己之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我们习惯用这种观点看整个历史和所有政治，认为中国历史从来就是一片黑暗。唐太宗时代不是这样，君臣关系良好，彼此之间如同亲人，1300年之后，我们重新看这段历史仍会受到感动。
第二，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很和谐。
我们经常讲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阶级关系，即统治集团如何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劳苦大众。社会关系是否健康，是否美好，主要的表现方面，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怎样、在国家的地位怎样以及统治集团在制定政策时是否注意到劳苦大众。
我们不能不动容的是，唐太宗时期，最高的统治集团从唐太宗本人开始，很注意老百姓的生活，很注意他的政策是否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在碰到问题时主要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归到百姓身上。比如事情做错了，不会把责任归于百姓，而是先从自身寻找原因。唐太宗曾和大臣讨论一个问题：现在社会治安很差、犯罪的人很多，如何控制犯罪呢？这是朝廷要考虑的问题，有人提出大乱之后人心不古，应当施行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法律实施最残酷的打击，老百姓不敢犯罪，就完成了“去贼”的任务。唐太宗不同意，他说：“应当分析为什么百姓会犯罪。凡是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所有的人都有廉耻之心，为什么他们不要廉耻去犯罪？一定是生活无着，被生活所迫。老百姓的生活为何会成为这样？一定是*工作做不好，国家要求的太多，盘剥太多。
严刑峻法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要从朝廷找原因，应当减轻对百姓的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人去犯罪。应当从我开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减少，国家也要降低减少要求，轻徭薄赋。”想一想，到今天我们对待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都这么看待的？1300年之后，我们是否达到唐太宗的水准？唐太宗知道国家是个系统，各种因素互相影响，如果考虑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也能达到比较完美的状态。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也就只有200多万户，全国犯死刑的不过几十人，史书评价说那时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为犯罪率很低。在贞观时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诺言的素质也是很高的。贞观六年时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后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审判的最后一道程序。前面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后，皇帝要亲自过一遍。如果一个死刑犯在皇帝面前喊冤，这个案子必须从头再审，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
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没有一个人喊冤，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审判是公平的，自己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皇帝觉得大理寺的法官很称职，在判案时能够秉公执法，皇帝很欣慰。于是皇帝和300多死刑犯有一个生死之约：给这些死刑犯放一年假，明年秋天再到*报到。每个死刑犯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得到了将近一年的假期，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还有一年，你将怎么样度过？唐太宗时代是300多死囚来回答的问题。
第二年秋收过后，300多死囚全部到*报到。所有人都知道案子已经审判完毕就等待执行了，这一年就是生命的延续。如果逃跑有可能获得更长时间的延续，可是这些死刑犯没有用这样屈辱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说话都是算数的，既然在皇帝面前立下保证，即使生命不再延续，也要回到*报到，所以300多死刑犯按时回到*，唐太宗下令这300多死刑犯全部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
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想理解，有些人说这一定是在做秀，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太多做秀的场面，但唐太宗的这个“做秀”其实是很难的，300多死囚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不能用电视跟踪录像，也没有干警跟踪，我们应该相信这300多死囚是生命的最后觉悟，在最后一刻觉悟到生命的价值，知道信守诺言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事也只有发生在那个年代，后来可能真的很难发生了。除了考虑到犯罪人员自己的觉悟以外，更主要的应当是皇帝，他一定是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一定是觉得那道题很重要，即生命延长一年怎么做。这些死刑犯在最后一年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阶级让他们体会到生命是什么价值、生命应当如何珍视、这一年应当怎么办。
没有最高当局这道题目的布置，300多死囚可能到最后也不能明白生命的价值何在。信守诺言表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和唐朝统治者一开始在政策理念上就能注意到百姓是有关系的。
根据史料记载，贞观元年的时候在山东青州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次政治事变，有人想谋反。地方官员接到*指示去抓人，抓了两千多人，朝廷派法官崔仁师到地方去审判这个案子。崔仁师到青州下车后先给犯人松枷，然后让犯人洗澡、吃饭。经讯问，知道两千多人中多数人是冤枉的，他把能够放的人全放了，最后剩下十个人。这十个人确实是想谋反。
案子结了以后，崔仁师回到*报到，大理寺的官员为崔仁师捏了一把汗，他们认为人都有一个本质的弱点，就是贪生怕死，剩下的十个人肯定会咬崔仁师一口，说他们也是无辜的，为何没有放走。崔仁师说：“作为法官，判案是要依法判案，我要用法律的准绳。我不能在判案的时候首先想到自己在这个案子中的利害得失，这不是一个法官应有的行为。我只是看他是否有这件事，是否符合法律的衡量标准。
如果我判错了是有可能的，我判错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如果为那两千多人失去我自己的性命，我认为也值。”皇帝派另外一个人核查，核查的结果是那十个人没有人说崔仁师判案不公，皇帝很欣慰很感叹。魏徵说在隋炀帝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个刑事案件，是一个强盗案件，有人拦路抢劫。皇帝听说案子发生后很生气，传令要坚决打击。派去的人对被抓的人拳打脚踢、严刑拷打，抓了两千多人。案子报给皇帝，皇帝下令同日处斩
。朝廷的一个法官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觉得这件事很悬，于是暗中调查，结果大吃一惊，两千多人中绝大多数和案子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发当天还有几个人在另外的*里关着，但从那个*刚放出来就被抓进这个*打，没有办法只有招认有罪。其实只有三个人是真正拦路抢劫的，可是隋朝是如何定这个案件的呢？官员没有人敢反驳，即使了解案情的这个法官也不敢汇报，上上下下所有官员就看着这两千多人同日处斩。这就是隋朝为何会那么快灭亡的原因。
贞观时代为何叫“贞观之治”？崔仁师这样的法官可以对法律对仁义负责，隋朝没有人敢负责，两千多人同日处斩，就是两千多冤魂啊。朝廷把无罪的人当成有罪的人杀了，他们的亲人子孙如何不参加推翻隋朝的暴动？同样相似的案件，在唐朝是如何做的？相关的人会感激朝廷，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贞观时代的百姓一定会感谢朝廷，隋朝的百姓一定会仇视朝廷。隋朝很快就灭亡了，因为培养了太多的掘墓人，培养得越多越快，自己完蛋得就越快，这是历史的规律。贞观时代的人会感激生存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幸运的，朝廷知道自己的命运和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首先是荀子讲的，孟子也讲过类似的话，也是贞观之治的名言。
在百姓、国家和国家的统治者之间，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国家利益是其次的，最后才是统治者的利益。千百年来我们习惯的做法、认识正好相反，我们认为统治集团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国家，最后是百姓。不考虑百姓的利益，社会能够和谐吗？我们现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关键是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如何对待老百姓。如果对他们照顾不够，问题就多发，改变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社会要和谐，社会秩序就要良好。社会秩序靠统治者的统治政策，老百姓是被动的。贞观时期很重视如何对待百姓，在政策上努力贯彻这一点。过去我们讲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因为皇帝的名字是李世民，所以说“以人为本”。
贞观时期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非常崇高，说那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日中天，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唐朝的皇帝就有一种权力，即调解国际纠纷、调解国际关系。当然为这种关系这种地位，也付出很多代价，但唐朝的国际地位崇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讲一件事，贞观十五年的时候，唐太宗派特使到西域封西突厥的可汗，那时成为统治区域的可汗，要得到唐太宗朝廷的批准和认可，特使去宣布任命。
这一年唐朝派特使到西域去册封西突厥，唐太宗让特使顺便买些马回来，让特使先去册封然后买马。魏徵进谏说这样可能有问题，让特使册封还要买马，当地的人会觉得你的特使买马是主要的，册封是次要的，如果当地人有了这样的认识，问题就很大了。可汗是当地合法性的标志，册封使可汗对下属的统治有利，册封三心二意、不合规矩，特别是特使去买马，让可汗成立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就让可汗的威信降低了，人民对可汗的忠诚度也降低了，所以要另外派人买马。如果册封做得很好，西突厥自然会送来马匹。唐太宗听后，赶快派人追上使者，让他不要买马了。这就是天可汗地位的体现，可汗要经过天可汗的册封。
那时中国具有国际地位，全世界各国都会派人到中国来，和今天是一个习惯，哪个国家留学生多意味着哪个国家的发展好。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去美国，欧洲对留学生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想吸引留学生，但都效果不大。那时候，中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国家，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和国际地位，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国际地位、国际格局。我们现在的国家*不是天可汗，我们不是想恢复那种格局，但是在此举一下例子，1300年前中国的地位是受到广泛认可的，这是自己争取的。这个例子关系到社会关系、国际地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研究。
贞观时期具有这样的地位，所谓的“贞观之治”，是如何实现的呢？和唐太宗本人关系很密切。唐太宗当上皇帝不是经过合法手段而是非法获得的，是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夺得的，这个政变就叫“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是没有地位当太子的，太子李建成比他年长。在李渊的家里，李渊出外做官，有时候就带着李世民，家里的事情留给李建成管理。
李渊起兵成功以后，要依靠长子。李渊称王，李建成为世子，李渊称帝，李建成由世子晋升为太子，一点空也没有给李世民留下。李世民夺权仅仅是野心的关系吗？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总是率兵出去打仗，一大半军功是李世民获得的，这是当时的习惯决定的。隋文帝的时候，隋炀帝就外出打仗，太子在朝廷辅佐父亲，由亲王当元帅领兵出去作战。唐朝也是这样，李世民和隋炀帝很像，在南征北战中建立了自己的功勋，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在秦王府形成一个整体。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帝国的政治秩序中，亲王如果一直安心于亲王的角色，那么战争结束了，亲王府的这些人就没有事情做了。
跟人跟对了，他前途好，你的前途就好;他走得越远，你就能走得越远;如果领袖很早就没有事情做了，那么下属也会没有事情可做。李世民夺权不是个人野心的问题，有一个集体野心的问题，不光是野心，也涉及到利益。秦王府在内外政治格局中取决于李世民这个总官员。随着李世民功劳越建越大，集团的野心日益膨胀，我们还无法证实是从什么时候有野心，但至少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河南王世充两个最重要的对手时就有了野心。李世民有一次和几个人穿便服去秘密拜访了一个人，据说被拜访的这个人能预测未来，他说：“秦王将成为天子，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秘密拜访秘密人物，是谋反的有力证据，但这件事做得非常秘密，没有人知道，是唐太宗当了皇帝之后自己说了这件事。那个时候开始李世民就有了当皇帝的想法。
那个时候的皇帝是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李世民的策略是不和父亲争，和哥哥争。不是争皇帝的位置，而是争太子的位置。他心中理想的人物就是隋炀帝，取代了他自己的哥哥当了太子，隋炀帝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李世民也想当太子，第一个计划是用合理的政治手段夺取太子的地位，争取皇帝对自己的支持，暴露太子的缺点。
结果互有胜负，有一段时间太子的地位出现动摇，皇帝曾经怀疑太子，但后来斗争的结果是太子越来越稳固，李世民越来越占了下风，以至于皇帝和太子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对有野心的秦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削弱秦王府的*，拆散秦王府的人。秦王府有文人也有武将，朝廷采取瓦解秦王府的政策，把秦王府的人拉出来派到朝廷去做官，就不能再和秦王府有联系了，这是釜底抽薪的政策。在武德九年三月底发生了突厥入侵的事件，朝廷派齐王李元吉率领原来属于秦王府的官员去支援。
这些秦王府的人一旦成为齐王率领的手下则前途未卜，很可能是被齐王收拾了。前线的总指挥有权处分手下，如果不听话或者齐王认为他们不听话，在战争状态下杀掉一些人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最坏的一种打算，秦王府应当怎么办？是任由宰割还是反抗？秦王府最后决定反抗，夸大了受到威胁的严重性，决定采取武力，设计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领一部分人马在玄武门设伏，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控制了朝廷，控制了皇帝。最难实现的是如何让太子和齐王进入伏击圈，李世民处理得非常好，他调动皇帝来为自己发命令。很巧的是武德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个天象，太白金星在天上晃动了一下，划过天宇。星相有变化在今天看来是无所谓的事情，在唐朝的时候，天象和人间的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大家相信天相的变化和政治一定有什么关系，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唐朝法律规定，不是专业人士，不是太史级的人，是没有权利观望天象的。在唐朝的时候，半夜悄悄去山岗上看天象，如果被发现，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会被认为你是在窥探政治秘密。太白金星一出现，一定是战争的事情，太史应当写个报告给皇帝。
皇帝看后傻眼了，因为报告说“太白金星异常，秦王当得天下”。因为秦王在秦地，秦地和天象对应，太白金星的活动和西北有关，秦地就在西北。皇帝一看这不就是李世民要谋反的说法吗？李世民确实在预谋*。皇帝把李世民叫到宫里，给李世民看这个报告，李世民一看太史报告，想：“坏了，自己的事情暴露了。”他很紧张，但他毕竟久经沙场，反应很沉着，说是他哥哥弟弟要陷害自己，忽然大哭起来，说：“我给国家立了这么多功劳，没有对不起哥哥弟弟，但哥哥弟弟非要置我于死地，我死了也无所谓，但在地下见了窦建德多没颜面，我没有脸去地下见他。”
李世民先用了倒打一耙的计策，因为有可能太史的报告出来后皇帝会采取手段。李世民很聪明很迅速地利用了这件事，他先说是哥哥弟弟陷害他，然后又说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哥哥弟弟淫乱后宫的事，哥哥弟弟想杀人灭口。这等于提出一个新的控诉，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这是很大的罪行：这两个人和皇帝的妃子关系不正常，很暧昧，公然给父亲戴了绿帽子。面对新的控诉，李渊立刻暴跳如雷。冲谁暴跳如雷，现在说不清楚，或许是对太子或许是对秦王，总之李渊生气了，并且立即做出一个决定：明天早晨三方会审，李世民、太子、李元吉、宰相都来，大家会审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件事。
这个决定看来是针对李世民的，如果李渊确认这件事发生，正确的反应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会公然对质。李渊肯定是不相信李世民的控诉，一定是暗自下定决心，你竟然可以不顾老父亲的荣辱，明天大家当堂会审，你要举证，举不出证来就是诬陷，你竟敢利用父亲的名誉。现在可以推断李渊暴跳如雷一定是针对李世民，李世民的说法太过分了，李渊没有想到这是李世民在利用他。李世民设了埋伏，要引哥哥弟弟进包围圈，最佳的人选就是李渊。李渊去告诉太子和齐王有事，兄弟两个人入宫要路过玄武门，进入了李世民的包围圈。当李渊很讨厌老二李世民时，李世民已经充分调动了李渊，让李渊成为李世民杀害哥哥弟弟的契机。
李渊当天晚上就通知了太子和李元吉，李元吉去找太子说：“很蹊跷，应当在家不应当去。”如果听了李元吉的话，李世民就会麻烦了。这事怪太子李建成，他对自己有充分的把握，说长安是自己的*范围，没有问题，要亲自去了解。于是哥俩及时准确地进入了李世民的包围圈。现在看，肯定没有淫乱后宫的事情，这是李世民的一个借口，通过皇帝来调动哥俩的借口，这招用得很险，但用得也很到位。李渊是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的一个棋子，李世民把哥哥弟弟杀掉了，把皇帝控制起来，皇帝才知道长安和朝廷已经都被李世民控制了，李渊立刻同意了李世民的所有意见。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险胜，杀掉了两个兄弟及兄弟的孩子。贞观九年时李渊才去世，当了九年的太上皇，李世民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为何发动政变？因为他越来越走下坡路，如果不用军事政变就会满盘皆输，采取军事政变是最后一个办法，出现任何一个差错，整个计划就会毁灭。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的取得，是经过这样残酷残忍的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皇帝，*牢靠吗？唐太宗如何做，才能使以不合法手段获得的权力慢慢合法，让大家慢慢接受，从不名誉的篡位者成为千古明君？这个变化即是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必须要问，一个篡位者如何成为一代明君？这是唐太宗一生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唐太宗是如何做的，就会知道，这个转变是逐渐实现的。
所有百姓对谁做最高统治者真的关心吗？其实并不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国家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一般的官员其实也是这样，关心的是新的皇帝对他怎么样？唐太宗上台当天，就在当天晚上发布了一个命令，为的就是如何稳定当时的局势，让大家都承认他。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如何争取百姓、如何争取有影响力的人、如何争取舆论。除了国家从上到下是严密的组织系统外，最有组织性的是佛教和道教，在当时很盛行，对老百姓影响很大。
武德九年四月，李渊曾整顿佛教和道教，十个和尚只留一个，九个要还俗，全国有多少人，现在没有统计，只统计了隋炀帝时剃度的僧人大约有七十万，加上尼姑、道士大约有一百万人。佛教和道教是有系统的，对老百姓是有影响力的，是坚决反对高层政策的，但怎么能对抗国家呢？虽然在民间影响力很大，但对国家没有什么办法。唐太宗上台当天就取消李渊的佛道政策，上百万佛道组织成了李世民的拥护者，这些人肯定会由反对唐高祖变成支持唐太宗。
争取有力者的支持是唐太宗的政策。针对一般百姓的措施是把李渊玩的那些东西什么猎鹰猎狗都放掉。释放三千宫女，目的在于减少皇帝的佣人，把宫女放回家，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节约*的行政开支;第二，遂了人性，唐太宗时劳动力极度缺乏，放出宫女结婚还可以繁衍人口;第三，改变了*形象。如何对待原来的反对党和原来的太子党，这是最关键的。
唐太宗取得政权当天，就宣布对方的主要首领就地正法，追随者一概不再追究。当时的兄弟斗争，天下都知道，很多地方都追随，骨干人员逮起来送到长安，唐太宗必须明确做出表态。新的最高统治者应当如何对待原来的反对党？事实是过几天就召这些人回来官复原职、量才适用，原来的反对派，包括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李世民很多人的人，李世民真的既往不咎。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薛德胜，他去解救太子，但去晚了，太子已经被杀了。薛德胜说不要打玄武门去打秦王府，李世民一听就傻了，立刻把太子和李元吉的人头拿出来给薛德胜看，薛德胜知道再去打秦王府也没有意义了，就散了。李世民全面掌握朝廷后，派人去找、去说，薛德胜官复原职。
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李世民征服魏徵，魏徵原来是太子的管东宫的图书馆馆长，经常和太子讨论学问。也是在东宫里面，唐太宗把魏徵从家里叫过来，李世民的临时朝廷在东宫办公。魏徵一进屋，李世民第一句话问：“你为何挑拨我和前太子的关系，导致我们互相残杀？”有一个叫冯力的人也是玄武门之变中太子的人，李世民也问过他为何挑拨兄弟俩的关系，冯力立刻下跪表示道歉，李世民既往不咎。
魏徵不是唐太宗预想的那样，他回答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前太子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魏徵原来劝过太子，和秦王的斗争要擒贼先擒王，先把秦王拿下杀了，秦王的人就散了。但是太子不听，太子*大，认为自己占上风，是有利的，不愿意冒险。而事实上李世民采取的是魏徵的政策。唐太宗问魏徵到东宫去做官怎么样，魏徵同意了并表示感谢。
仔细回味这两句话意义很大，因为没有魏徵，几乎就没有贞观之治，魏徵对贞观之治的作用仅次于唐太宗。唐太宗的问话是什么意思呢？唐太宗和太子的斗争是争夺权位的斗争，和属下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兄弟俩的斗争是别人挑拨不了的，李世民和太子的斗争本质是争权夺利争夺皇位，其次是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李世民上来就问为何挑拨兄弟关系导致兄弟相残，问的是第一个问题。
魏徵没有回答属于第一个问题的问题，魏徵不能如实说，如果如实说李世民太下不来台，魏徵直接进入第二个问题即如何斗争、斗争策略的问题，因为前太子没有听他的话，所以落得今天这种下场。“太子不听我的话”，明确他劝过但太子不听，说明太子对魏徵不是言听计从的，魏徵的政策虽然没有提供给秦王，但魏徵和李世民的斗争策略是不谋而合的，整个斗争的结果的胜败就取决于谁采取了这个有利的策略。
在魏徵的这句话里面，另外一个含义是魏徵和秦王的策略其实是一样的，“如果当初我向你提出这个策略，你肯定会采纳，事实上你已经采纳了”。魏徵虽然说了一句话，但表达了对原来太子距离的存在，表达了他对唐太宗的心悦诚服。大家还在为魏徵捏了一把汗，但唐太宗听明白了，马上讨论具体问题，问魏徵做官的问题。
其实就是一问一答，秦王府的大人物没有听懂。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个环节，这涉及到贞观之治的作用问题。如果你是单位的领导或主管一方*，就会知道如果想做一项事业，事业越大越缺乏人才，人才永远是缺乏的，治理国家更是这样，永远缺乏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呢？秦王府的人基本都是从敌人阵营里来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是这样。在治理国家时，争取太子党和齐王府的人不仅是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是未来治理天下的需要。
在吸纳这些人才的时候，李世民做得特别到位，给人才以特别的尊重，不是非要对他三拜九叩彻底表达服从之心。魏徵投奔李世民，在对话中一点也不失尊严，没有像冯力一样跪在地下表示认错，其实魏徵也认错了，对太子的不满、对李世民的臣服，都表达出来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李世民没有非要他表示忠心，心意到了就会领悟。中国人太好面子，这要从正面理解，人都是有尊严的，你对他尊严的保护、给他的尊严，其实是对自己有利的，尊重者就会获得尊重。我们经常见到公司里、单位里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永远是“树倒猢狲散”。新上来的人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局面，会把很好的人推走的。一定要臣服的人当面表示，让他没有尊严，他背叛你是很容易的。你尊重他，他当然会全力以赴。魏徵就是这样，贞观之治的完成和李世民的心胸开阔有一定关系，后来魏徵果然不辜负唐太宗对他的信任，他的建议、意见给国家节约了多少、挣了多少，根本计算不过来。
贞观元年，很多人报告冯王有谋求地方独立的意思。周边的边将喜欢打仗，当兵的、军官非常喜欢打仗，战争时可以获得奖赏，可以获得战利品，可以迅速升级。但不能打败仗，所以尽希望打那些弱小的。当很多军官汇报冯王要谋反，李世民调兵遣将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魏徵说：“证据不足，这个仗不能打也不该打。”李世民说都报告好几年了，魏徵说如果冯王谋反，一定会攻打周围的郡县，但都没有报告。唐太宗说那么冯王为何不派使者来向皇帝汇报？魏徵说那么多人说冯王要谋反，冯王怕如果派使者会被扣住。
唐太宗问应当怎么办，魏徵说唐太宗应当派使者到岭南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唐太宗派使者去了以后，冯王立刻派儿子送使者回来了。唐太宗说：“魏徵一句话，省了我十万兵。”这是实际上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还有很多是无形的。贞观时大家讨论如何治理天下，有人说百姓人心日益败坏，应当严刑峻法，满朝文武官员都是这种观点，只有魏徵一个人建议走法律路线。魏徵说从尧舜禹时算起人心日益变坏，那么应当没有人了，老百姓始终就是老百姓，国家治理得好与不好不在于百姓而在于统治者，责任在统治者不在百姓，只要政策对，百姓就会欢迎。魏徵一个人持这种观点，后来唐太宗支持了这种观点，即“以人为本”、走王道路线、从自身做起去改正不利政策。
贞观时期天下大治，唐太宗感叹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现在果然天下大治，应当感谢魏徵，觉得魏徵是自己的老师。魏徵后来犯眼疾，不能担任职务，要辞职。皇帝说离不开他，唐太宗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相当于我是璞玉，经过魏徵的加工变成玉器，我是被加工者，你不能离开。如果工作负担太重，可以减轻。”后来唐太宗还对魏徵说过：“我就是矿石，你就是矿工，把我从深山里开采出来。”他承认自己就是魏徵的学生。所有皇帝都喜欢当老师，像唐太宗这样承认魏徵是他的老师的太少了。朝廷派大使到各地方，宰相李靖说京畿地区派使者太难，官衔太低压不住，没有正气的又做不了事，非魏徵不可。于是向皇帝建议把魏徵派到京畿地区，但皇帝勃然大怒，说：“派大使是大事，但我要上山避暑，也离不开魏徵，魏徵能做的事你们谁都做不到，魏徵能避免我犯很多大错，魏徵不能派出去做大使，他要和我上山，你这个宰相亲自去做大使。”皇帝一刻都离不开魏徵，魏徵总能把意见提得恰到好处。
唐太宗把天下治理得这么好，是因为他纳谏，纳谏确实成为唐太宗治理天下成就“贞观之治”很重要的方面，为何千古以来大家都承认唐太宗做得好呢？因为不太容易，有两大方面的难题：一是人性的弱点，大家都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还有一个权力的弱点，权力越高越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官当大了会自以为是，喜欢自以为是。要越过这两关确实不容易，但唐太宗为何能克服呢？他怎么就不怕呢？我以为有以下的理由：
第一，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求治心切。
唐太宗晚年曾感叹，人做一千件好事人们未必记住，做一件坏事可能就被人们念念不忘，但仍是要多做好事。唐太宗求治心切，靠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可能治理天下，要发挥大智，充分利用大家的聪明才智。李世民是军事将领出身，战场上计划的时候要开军事会议，这里面最能体现*集中制的原则。
你有看法没有及时表达，可能导致战事完全失败，在战场上大家有话就说，有见解就提出来，战前会议是讷谏的前提。李世民在武德四年的时候，实现了对洛阳王世充的包围，他听说窦建德率领四十万大军支援王世充，李世民打了半年已经筋疲力尽，有可能造成腹背受敌。开了几次会，大部分人说赶快撤，只是要撤到的地方不同，有少数人认为应当把王世充包围去打窦建德。结果李世民率领精锐去打窦建德，窦建德率领的十万人被一网打尽，窦建德以十万人谎称四十万人。窦建德一败，王世充自然就完了。
这是李世民纳谏传统的来源，也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对他战场上决定胜负很关键。他习惯听取不同意见对他的统治很有好处，大臣的进谏也很重要。为什么在贞观时期魏徵留下的意见最多，是因为魏徵一直处于一个进谏的角色，魏徵后来在审核皇帝命令的机关，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魏徵除了职务的需要，完成分内的事，确实对国家的事情尽心尽力，能够看到问题不同的侧面，就如同册封和买马的事情，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提意见很讲究方式方法，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在单位可能有些问题，你是用什么态度、方式、方法提出你的意见呢？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给领导提意见，领导会觉得你提意见的动机有问题，就是为了和他找别扭。有的领导拒不接受意见，拿官位卡人，不是比谁的意见更正确。领导为何会这样？提意见的人的方式方法还是需要注意，我们提意见不是问题，改正或加强工作本身才是问题，是要更好地做好工作。工作必须经过领导来做，不是提意见的人去完成，而是经过领导去完成，所以提意见要讲究方式方法。
仔细研究魏徵的建议书，他不仅是提意见的人，且是善于提意见的人。他把皇帝的作用、位置突出出来，希望通过皇帝来完成这件事。贞观后期有太子之争，魏王和太子的关系很紧张。
皇帝很喜欢魏王，魏王经常打小报告，有一次说朝廷有些官员对亲王不礼貌不尊重，唐太宗大怒，召见满朝文武，说了许多狠话。一到这个时候，像房玄龄那些老臣就很紧张，马上给皇帝道歉，魏徵站起来说：“皇帝说话未见得都有道理，从古以来，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酿成大错，我敢保证在座的大臣没有谁敢不尊重亲王。
隋朝亲王凌辱大臣，不是我们的榜样。大臣是国家的栋梁，应当尊重大臣，皇帝就很尊重大臣，为何亲王会这样认为呢？我们的皇帝是古往今来难得的，尊重大臣，发挥大臣的作用。亲王的说法没有根据。”他不是以完全批评的口吻。淑王妃的父亲犯了罪，王妃的哥哥在皇帝身边工作，是皇帝的保镖，说大臣羞辱他的父亲，魏徵说：“皇亲国戚背后有皇帝这样的大靠山，没有官员敢随随便便得罪他们，肯定是他们有错在先，大臣依法办事。我们的皇帝是古往今来难得的好皇帝，肯定会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的皇帝是第一位能够治理皇亲国戚的皇帝。”首先承认皇帝的地位，承认皇帝能做这件事，大臣做得对。你作为手下，看到问题所在，是调动领导的积极性去完成，而不是越过领导独立去完成。一味批评领导会破坏领导的情绪，进谏时这样的方式方法是不可取的。
这样的事很多，在贞观时很重要的长孙皇后善于用表扬的方式批评唐太宗，让唐太宗高兴地接受她的批评意见。唐太宗有一次被魏徵抢白，回来发脾气，皇后换正装向皇帝表示祝贺，皇帝不明所以，皇后说：“特地向陛下表示祝贺，古人云，臣要是忠臣，君主必定是贤明的。魏徵提出自己的见解，说明他是忠臣，你是贤明的。
天下的百姓有了这样的好皇帝是他们的福分，有了这样的好皇帝，我表示祝贺，陛下是圣明的，是好皇帝。”她实际上是要批评唐太宗心胸太狭窄，听不得批评，但是用的是表扬的方式，寓批评于表扬，唐太宗才明白魏徵是忠臣的表现，魏徵的存在表明了他的贤能，立刻和言悦色起来，继续接受魏徵的建议。皇后的进谏方式也是“寓批评于表扬”。提意见能看到意见本身是水准，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提出来也是水准，也要考虑作为下属，提意见的方式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