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武帝刘彻在军事扩张过程中用人的问题

首先介绍一下，让大家对汉武大帝有些认识。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本文所要讲述的就是汉武大帝。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汉朝的第七位皇帝，政治家、战略家。刘彻是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七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前141年-前87年)，在位期间数次大破匈奴、吞并朝鲜、遣使出使西域。独尊儒术，首创年号。他开拓汉朝最大版图，功业辉煌。但是，汉武帝连年征战，耗尽了国库，导致民生凋敝，在位晚年发生农民暴动，并且在巫蛊案中冤杀无辜。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葬于茂陵。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那一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其在位期间，曾用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孝武”，葬于茂陵。《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今天我们看他的历史，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杰出而特殊的人物。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有关汉武帝的查阅书籍主要有班固的汉书、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三部著作都详细描写汉武大帝的生平。题目的主题规定了军事上的问题，那本文中就用3个人举例说明一下：卫青、霍去病、李广利。

卫青、霍去病知名度很高，卫青是皇帝的小舅子，卫青还是霍去病的舅舅，李广利是皇帝的大舅子。这三个人和皇帝的关系现在很明朗。皇帝想重用身边的人，这无可厚非，还想给这些人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但是，皇帝的想法和心思是，希望他们通过军功来兑换他们的荣华富贵。(后附这三个人的信息)

卫青、和霍去病不负众望，屡立战功，证明了皇帝陛下的眼光是准的、是对的。但是问题出在了李广利的身上，这个人能力平庸，2次征战大宛，出战匈奴，效果平平。战争打的是经济，这个谁都知道，胜利了得到了预期想要得到的或者达到了想要达到的目的，要是失败了，损失是很巨大的。所以很多学者就说，向李广利这样的人，就可以直接封个侯爵，这样起码减少了国之损失。不是将军的料子还要去带兵，这不是儿戏么。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件大事，这件事情牵扯到了司马迁，就是“李陵事件”，李陵(前134年—前74年)，字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将领，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匈奴，汉朝夷其三族，致使其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其一生充满国仇家恨的矛盾，因而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事件背景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然后投降，司马迁为其说情，被判宫刑。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影响非常之大。首先，身份另类。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个对于司马迁来讲打击太大，因为他的身份变了。首先，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不是男人。第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第三，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来是个文化人，是一个士大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现在，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第二点，终生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

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他在一篇很有名的书信，叫做《报任安书》，也叫做《报任少卿书》，在这个书信中间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那个痛苦。他说是“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湿透了。所以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所以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太大了。第三点，才命相违。

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就是说我怀着像和氏璧，像随侯珠，那样的才能，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伯夷，那么高洁的高士，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终不可以为荣”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但是在《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在狱中针对李陵事件的描述很简短，关于李陵投降匈奴和家人的死，都没有正面描写，反而是汉书和资治通鉴给出了证明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