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上升至第二位，代替*成为接班人，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

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上升至第二位，代替*成为接班人，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原*“*”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据他说：“在选举常委时，*得了全票，主席本来将*排在第四位。*虽然连*委员都不是，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犯了错误，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了第四位。”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表示：“我书生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陈仍忐忑不安，他让秘书给*写信，要他们向*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们又说，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意见。*跟*说，我如外出，谁来代替我？*已犯错误，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同意了*的意见，于是就把陶铸从后面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上升至第二位，代替*成为接班人，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的这两位秘书的说法，尚未见诸文字。当笔者跟比较知情的人议论陈伯达推让“第四位”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不一定可信。

第三种版本是《*年谱》和《苦撑危局—*在1967》书中的说法。《*年谱》载：8月6日(指1966年)，到*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和*。*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政治局和*书记处由*、*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的重任就压在了*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局常委的分工时，*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的日常事务。*采纳了*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这种说法于实、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第四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是否还有其他版本，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一)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二)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和*(可能还征求了*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