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当年是如何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1924年11月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General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12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地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辞。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两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此人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蒋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1923年7月13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第92页）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和参谋长甘门涅夫（）。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38—53页）其实孙致加拉罕（Leo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policiesinChina，）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12月30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第8—20页），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斋、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而乃国际*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28页）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一文，第97—112页）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3月14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忌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湧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EarlyChiangKai-shek，）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1924年3月19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34页）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1924年4月21日又回到广州，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Red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他所关切的是权力，*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只制订七个月为一期的“方便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第19—20页）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服预备军官役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第6页）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