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何在执政后取缔了“女子参政会”？

女权主义在民国初年获得极大发展。活跃在台面上的很多女权主义者都是同盟会会员，革命成功后，她们也获得政治与话语权力，但在传统男权主导的社会生态中，女权主义仍较难获得由衷认可。

1913年5月13日，《申报》在题为《男女平等之教育》的杂评中，即表达出这种困境。该文将世界范围内的女学分为“贤母良妻”与“非贤母良妻”教育两派，并称欧洲各国于此两派尚在激烈论战，“今者北京之教育界已发起男女学界联合会，主张男女平等教育矣。男女平等教育即非贤母良妻派之教育也，吾国女学之程度较日本何如乎？果能进而至于非贤母良妻派之阶级乎？然以较之不于女学着想，而仅哗然争女子参政权者，主张已切实矣，未始非可喜之事也。”

将女学分为“贤母良妻”与“非贤母良妻”教育两种，这种界定方式，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传统男权视角。文中明显透露出对“哗然争女子参政权者”的不满，其思想的底蕴仍在男尊女卑，认为女性事实上智识卑劣，具有参政的先天劣势。

在湖南长沙，辛亥革命之后女权日渐发达，尤其是女权主义先驱唐群英、丁步兰等成立了女国民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等组织，在她们的鼓吹下，一般青年妇女受潮流影响，转而追求女性的*平权。丁步兰还创办了《女权日报》。后来因“二次革命”爆发，湖南闹独立，作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附和*主张，支持反*行动，因此受到通缉，波及女子参政同盟会。《申报》报道称，又因经济困难，《女权日报》也在湖南宣告停版。

官方层面对女子参政的打压主要是在“二次革命”之后，“女子参政同盟会”就在1913年底被取缔。据当时报章报道，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各省有11处支会，均被各地民政长解散。京师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奉令解散后，官府仍派人调查唐群英的“党党事迹”，以肃淸根本。教育部也致电各省行政署转饬教育司，取缔与女子参政会有关系的女学———男女平等教育也不免受到影响。媒体报道特别提到，江苏南京———这里是革命党的活跃地带，省长遵内务部训令，查禁女子参政同盟会。

或许是因为资讯尚不发达之故，北京一个叫陈权的女子还在该会被撤销之后，仍以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名义，呈报设立私塾。内务部认为，设立私塾没有问题，但女子参政同盟会已被取缔，其仍以会员名义申请，显然意味着该会尚未被整肃干净。京师警察厅于是介入该案，陈权父亲陈畴声接受调查时表示，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是沈佩贞，该会于1912年7月间成立，总部位于丞相胡同，各省都有支部。

陈畴声的说法并不准确。随后沈佩贞在接受调查时称，该会在1912年正月初三日由张汉英发起，三月八日正式开成立大会，四月改由来京的唐群英、王昌国主持。九月，该会在湖南馆曾开会一次，但沈佩贞并未参与。

京师各区署随后的报告显示，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当地已经绝迹。为了防止外省仍有该会活动，内务部令各省对此严加注意。

女子参政同盟会被取缔，与其说是袁世凯*单纯地镇压女权，毋宁说是对武装*的不容忍。更值得考察的是当时主流媒体对女权的一般认识，就我视野所及，教育平权获得的认可度最高，婚姻平权和参政权则颇受非议，女权主义者因争取婚姻和参政*受阻过程中所展现的不被传统认可的性格特质，又进一步加剧了男性主导的社会反感。

在袁世凯尚未执政之前，唐群英等人争取女子选举与被选举权的努力即告失败，她为此还掌掴宋教仁，彰显出异常彪悍的风格。但唐群英并未因此否定南京临时*的合法性。袁世凯当政后，也并未放开女性参政权，唐群英则宣称“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并掀起请愿活动，但袁世凯政权并未因此追究其责任———坦白说，这一阶段社会的言论与结社*程度，远较国民*训政时期为佳。双方矛盾的不可调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认为唐群英参与了*活动，女权事业也因女权主义者过度介入政治而受到株连。

女权在中国的兴起，首先的确借助了革命的力道。民国肇兴，男女平权思潮也随之泛起，但在最初的几年，其总无可避免面临诸种障碍，女权主义者一边享受着振臂一呼云集景从的簇拥快感，一边却又不得不面对政策层面的掣肘与阻碍。但她们到底是站在趋势与潮流的风口，所以女权最终会应和世界的节拍，民初一些看似激进的主张———譬如女子参政，现在也成为了主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