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平淡的徐光启家族 何以成为名门？
上海的徐家汇，宽泛而言，北至广元路，东至宛平路，南至南丹路或斜土路，是今日繁华的商业中心。但是在晚明时期，这里不过是上海县郊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并不起眼。直至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于此建农庄别业，逝世后又安葬于此，其后辈为其筑庐守墓，这里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此后，徐氏家族有一支在此代代繁衍，形成村落，名为“徐家厍”。又因此处为法华泾、肇嘉浜和漕河泾三水相汇之地，船运交通便利，而徐家一部分族群在这里集聚，周边多为徐家土地，所以此处又被乡里称作“徐家汇”。清咸丰十年(1860年)后，太平军进军上海，四乡的难民云集此地，使得地区人口剧增，随后城乡菜农商贩也纷至沓来，遂成集市，因此地傍徐家汇村落而得名“徐镇”，也就是徐家汇镇。这里曾是明清时期西学传播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上海天主教文化的中心。直到上世纪30年代，徐氏家族依然有一部分人仍居住在徐镇老街。
在古代，以家族聚落的姓氏命名地名的案例并不罕见，然而徐家汇的名称传承至今，其文化内涵仍在不断强化和丰富，可谓一种特色。
徐家汇标志性建筑：天主教堂
多重标签徐光启
对于徐光启，很多人不陌生。在天文、数学、农业、军事等诸多领域创下辉煌成就的他，在上海历史上可谓一个的特殊存在。徐光启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顺天府解元中举，后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成为进士，最终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因为他的官职及出生地，徐光启也常常被称为“徐阁老”、“徐阁学”，“徐上海”等等。
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明朝晚期，他不参与党争，而是专注于体贴民生，提出了一系列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所著《农政全书》不仅对后世中国，甚至对日韩两国的农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徐光启还跟随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们研习西方科学，译书立著，并积极投身历法与军事改革，留下功绩无数。此外，徐光启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之一。他不仅自身奉教，更将天主教引进上海，开启了上海四百多年的天主教史，为上海发展为远东重要的天主教中心奠定了基础。
明末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西学”传播先驱、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不论是哪一种标签，都足以让徐光启的名字载入史册。然而徐家汇之所以成为徐家汇，可不只是靠他一个人的成就。
徐光启
不为繁衍子嗣而纳妾
以家族聚落的姓氏命名地名，这不是特例。就以徐家而言，据族谱记载，上海历史上的另一位著名宰相，出身华亭县的徐阶的祖先便曾居住于华亭县的一个叫做“徐家浜”的地方。不过，徐家汇之所会成为“徐家汇”与徐光启的祖先无关，而是与其家族的子孙繁荣有关。
在古代社会，后嗣的有无对于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徐光启与他的夫人吴氏只育有徐骥一个儿子，但却终生没有为了繁衍子嗣而纳妾。这与徐光启信奉天主教有直接关系。
徐光启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韶州教书时偶然接触到天主教，八年后正式受洗入教。由于天主教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禁纳妾，所以徐光启一生只有吴氏一位妻子。关于子嗣，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还曾记录了一则徐光启的轶事：由于徐光启受洗时，徐骥一子，且体质孱弱，所以亲友们都曾劝他按中国传统习俗多娶偏房以多得子嗣。这样的选择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之中极为普遍。徐光启曾向为他授洗的罗如望神父提及此事，罗如望回答：“有子无子，咸出于天主之命。况已有子，则后来繁盛，亦未可知。”徐光启沉思良久之后起身道：“嗣可以无，但天主诫命不可犯也。”闻听此言，罗如望欣然拱手称道：“‘先生能顺从主命，则天主亦必允尔，将见先生子孙绳绳也。”
不过，徐光启的独子徐骥最终养育了5个儿子和4个女儿，孙辈的繁荣无疑为徐光启家族的人丁兴旺打下了基础。据《徐氏宗谱》记载，徐光启的曾孙多达28人，可谓儿孙满堂。
利玛窦与徐光启
无心出仕的徐氏子孙
徐光启虽然最终位居高位，但他的科举道路并不平坦。从万历十年(1582年)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九年间，他曾三次乡试未第。而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得中举人之后，又隔了七年才考取进士。所以徐光启曾自嘲“爬了一辈子科举的烂路”。
很可能受到徐光启对入仕态度的影响，徐氏子孙们大多淡泊名利，不重科举，也无心出仕。例如，徐光启之子徐骥为松江府生员，受徐光启的影响，曾研习历法、农政及兵法等等，但一生不曾入仕，只是按制荫授中书舍人。同样的，徐光启的五位男孙之中，长孙徐尔觉，次孙徐尔爵，三孙徐尔斗和四孙徐尔默均止步于生员身份。虽因祖父徐光启荫授中书舍人，但皆不仕。只有五孙徐尔路，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得中进士，后被任命某县的知县，可惜不久便过世，年仅三十一岁。此外，徐光启的外甥陈于阶虽然未曾获得科举上的功名，但因自幼跟随徐光启学习西学，在天文和军事上颇有建树，因此于崇祯二年(1628)年进入北京的历局参与历法编修，后又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受到史可法的推荐成为钦天监博士。明灭亡之后，陈于阶又出任南明的兵部司務，负责火器的督造。但在清军攻陷南京之后，于鸡鸣山的观象台上自杀殉国。至于徐光启的曾孙一辈，除徐尔路之子徐承志继承曾祖在天文学上的遗志，进入清朝历局，成为钦天监博士之外，似乎也没有更为突出者。
由于徐氏子孙并不追求仕途上的成就，所以若以一个家族在官场上的*来做评判，或许正如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言：“(徐家)鼎革以后，家渐中落，今曾孙济济，尚未有达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徐光启家族在上海士人社会中的地位。这除了依靠徐光启留下的影响力之外，也与徐氏家族的姻亲家族均为上海名门望族有关。
上海徐光启纪念馆
实力强大的姻亲家族
徐光启的长孙徐尔觉娶妻俞氏，其祖父俞汝为是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曾任兵部郎中、山东佥事，其父俞廷锷为举人，曾与名士陈继儒一起参加崇祯《松江府志》的编撰;次孙徐尔爵曾娶礼部主事乔炜之女乔氏为妻，后另续弦;三孙徐尔斗之妻王氏为徐光启爱徒孙元化的养女。孙元化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后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被任命为登莱巡抚，是徐光启所倡导的军事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四孙徐尔默娶的则是徐光启的恩师——山东副宪黄体仁的孙女。黄体仁虽是徐光启年少时的授业师，却也因会试坎坷，直至60岁时才与徐光启同时考取进士。当时黄体仁获得了进入翰林院供职的机会，最后却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主动推荐门人徐光启代替自己进翰林院。之后徐光启顺利通过考试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迈出了仕途上的重要一步。黄体仁让贤一事在当时被传了为佳话。
而徐光启的五孙徐尔路与四孙女(教名玛尔第纳)则双双联姻上海明末时期的第一望族——潘氏家族。潘家的兴盛“始自恭定公笠江先生(潘)恩及其弟忠，并登科甲。恭定官至御史大夫，历刑、工二部尚书”。潘恩共育有三子，长子允哲、次子允端皆为进士，故有潘家父子“一门三进士”的美称。徐尔路娶了潘允端之子工部员外郎潘云龙的女儿为妻，而玛尔第纳则嫁给了潘允端之孙潘晓纳。另外，徐光启的长孙女的夫婿是南京通政使艾可久之孙艾庭槐;次孙女嫁给同样曾任南京通政使的许乐善之孙许远度;三孙女则嫁入上海瞿家，丈夫瞿叶为监生，其祖父瞿寅曾出任海澄知县，同样位于上海乡绅之列。
既有徐光启留下的光环，又加上这些名门姻亲家族的帮衬，所以虽然在仕途上平淡无奇，但徐氏家族始终在上海保有着一份特殊的地位。
徐光启墓
徐氏家族与徐家汇的近代化
徐光启家族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在于其所代表的天主教文化。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邀郭居静(LazaroCattaneo)神父来上海开教。两年间，领洗入教者多达二百余人，由此打开了天主教在上海的发展之路，延续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徐光启的全部家人，上至其父徐思诚，下至他的9个孙辈，甚至包括一些家丁，也全都在他的影响下受洗入教。徐光启家族堪称是江南，乃至全国少有的几个著名天主教家族之一。而徐家汇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上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与徐光启家族的存在有着紧密的关系。
徐氏一族除了自身奉教之外，还积极通过包括婚姻、亲族、地缘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向周围传播天主教信仰，以至于“自家而亲而邻而乡党、受教者日进”。除此之外，徐氏后人还与上海的天主教会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借助徐光启留下的人脉，将传教士引荐给松江、南京各地的官员，还出资协助传教士在上海各地建造了多所教堂，另外上海地区最早成立的天主教信徒集会——“圣母会”(Congregationof the Saint Virgin)之中的女性集会最初也是由徐氏家族成员组织而成的。
正是因为有了徐氏家族的支持，明末清初上海的天主教务发展迅速。至康熙四年(1665年)，松江府的天主教信徒人数已多达5万。而到十八世纪初期，江苏的10万余教友中有8万余人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
然而，此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却不断遭遇波折。先因“礼仪之争”而遭康熙帝下达禁令，加上当时耶稣会在许多国家受到迫害，1773年教皇克莱孟十四世解散了耶稣会，上海的天主教传教事业一度低迷。直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沉寂了七十年的耶稣会才又重返上海。耶稣会的江南传教区最初设在青浦县的横塘，然而，考虑到徐光启及其家族曾经对天主教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耶稣会士们一直设法想要回到徐光启的故乡上海县，以延续他们当初的伟业。为此，传教士们特地几次走访聚居着徐氏后人的徐家汇地区，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江南信徒的资助下，购买了徐家汇的土地，并在此建立耶稣会本会会所。这一举措不仅将教会的活动中心正式迁入徐家汇，也同时开启了徐家汇的近代化进程：
徐汇中学崇思楼(1918)
道光二十七年，耶稣会在徐家汇建立“大书房”，后发展为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海耶稣会创立依纳爵公学，后为徐汇公学，也是当时中国内地最早的新式中学;同治七年(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韩伯禄(PierreMarieHeude)在徐家汇创立了隶属耶稣会的自然博物馆;同治十一年(1872年)，耶稣会江南教区在徐家汇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同年，徐家汇观象台创立，它是上海乃至中国最古老的气象观测站，号称“远东气象第一台”。四年后，又成立了徐家汇土山湾印刷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耶稣会主持修复徐光启墓，在其墓前竖立十字;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落成，成为上海最大，也是全国最为著名的天主堂之一。徐家汇的这些建筑和机构不仅仅关乎宗教，也书写并见证了上海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