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坦言 怎可要求我守法而使我失信于人

当时朝廷许多官员假冒资历门荫。太宗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太宗大怒：“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

被誉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嘉言懿行在史书中多有记载。近日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发现其23年“贞观之治”的过程中，竟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今择录数则，写出来同读者朋友共赏析。

太宗认为原任兵部郎中之职的戴胄为官清正耿直堪当重用，就提升他为大理寺(检察院)少卿，从事执法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有许多官员弄虚作假，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很生气，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这时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为由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面对暴怒的太宗，沉静地回答道：“杀他们的敕令出于你作为君王一时的喜怒变化，而法令则是国家诏示天下诚信的规制。但是现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当以法令为裁断，这样才是忍住一时之怒而昭示天下诚信的处理方法。”在戴胄的坚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这里，唐太宗提出的是一个悖论：所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当是维护皇上的威严与信誉，怎么能反过来说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我想，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杀掉这些不该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这天在谈及司法问题的时候，太宗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古语曰“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曰：“一年中两次大赦，会使善良的人哑口失言。”如果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会使善良的人遭殃，所以自朕即位以来，不想过多地宽赦，唯恐使小人持之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依此可见，太宗对无原则“宽赦罪犯”的害处是“明知”的，可在行为上他却“故犯”。且不说他在位23年，就实行各种名目的宽赦(大赦、曲赦、降释)多达23次。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此“数赦”之外，又在贞观六年冬搞了一次“纵囚”之举：

太宗亲自过录*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人，内心怜悯他们，就决定放他们回家，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结果这次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凡390人，在没有监管的状况下，都按期回到狱中，没有一个逃亡。于是，太宗把他们全部大赦。

如果说依照法令的基本原则，举行的各种“赦”还算是名正言顺的话，那么，这个“纵囚”，却完全是出于太宗心血来潮的一次“拍脑袋”行为。其影响比“数赦”结果更坏。我们知道，太宗十分重视死刑的判决，曾制定“三审”复核制，即“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复奏”，如有法律决定处死而情可怜悯的犯人，还可以直接上诉到内廷来作最后判定。依此可见，这里的390人，肯定都是“十恶不赦”的、且经过严格司法程序审定的死刑犯，“决无可放之理”(清·蔡铸语)。而今只皇上一句话便将原案判决推翻否定，岂不是把法律当儿戏吗？所以，历代有识者无不对太宗“纵囚”多有诟病，一致认为他是博取虚名的作秀之为。更有北宋欧阳修写出千古名文《纵囚论》，批评他不应该“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近日，又有人作诗叹喟：

为掩恶名挣美名，沽名钓誉赦死刑;

瞒得当时天下士，难欺后世明眼人。

京城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有一天，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便拾起几只在手，祷祝道：“百姓视谷子(粟)如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现在如果要吃的话，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吧！”说罢，举起手中的蝗虫即欲吞掉。身边的臣僚们劝谏道：“吃脏东西是会得病的。”太宗却无畏地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回避疾病呢？”于是吞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太宗“吞蝗”一事，历来有贬无褒。其有清代学人林云铭在《古文析义》中所剖甚为透切：“余尝谓，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其可吞者？或用纸草剪作蝗形，掇而视之，以愚左右耳目耳。”这一评述大有2009年春节晚会上，刘谦“鸡蛋里变出戒指”，连董卿都被蒙住了的情景趣味。不过林先生又宽解地说：“但帝王好名，便是可与为善处，即置之不论可也。”又有丁启阵教授在《国家历史》一文中直言：我估计，唐太宗先是做过咨询的，知道刺身蚂蚱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身边那些大臣也未必都不知道蝗虫无害于太宗龙体，他们也许假装不知道，以便表忠心，以便衬托太宗体恤万民的菩萨心肠。

其实，真吞也好，假吞也罢，可笑的是他们俨然一付虽作秀而十分逼真状。尤其末一句“是岁，蝗不为灾”，露出一付十足的阿谀的嘴脸，由此使人想到，在武则天时代宰相宋璟为了灭蝗，挖坑布火，引蝗焚身，才真正使“蝗不为灾”的故事，与太宗两相比照，不是可以真假自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