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曹操用人策略 用“小人”来制衡“君子”

曹魏特色的特务政治*

三国时代是一个末世的社会，曹操以地方军阀崛起，创建自己的*，并逐渐统一北方，重建了统一的国家政治。在这个乱世里，曹操收用的人才来自各种方面，既有失败的对手，也有各种背景的社会*代表，《三国志》卷二十四载《高柔传》，因此，在这样一个遍地草头王，社会与道德秩序双重解体的时代里，如何维持和巩固统治，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内各种不同背景*和野心人士的建设能量，同时又保持对这些*的有力约束，乃至将其导入对新曹魏国家*的制度化忠诚，这是曹操首先需要考虑的管制度的制度问题。曹操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非常简单明确，那就是独具特色的特务政治*。

传统管制臣下的监察制度分军民两个方面。军事方面，有护军监军制度，即出征时除精心选择统军将领，对将领和官兵实行家属实质上的人质制度，还选派可靠的大臣，一般是身边的近臣侍从担任护军职务，对派出的战役集群进行统一的政治领导与战地指挥监察。惯例上有多支部队参战的方面军性质的战役部队为护军，而单独执行较小战役任务的部队则为监军。*军事统帅机构又有刺奸将领的设置。在民政方面，除传统的御史和官员考级系统，曹魏把人事任用与考察之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在这些传统的自上而下权力监督*之上，曹魏政权针对当时人心不稳的现实，还有自己独特的秘密监察*，即尚不太为历史学研究所注意的校事制度，是为曹魏特色的乱世内部政治学制度设计，是一种对监察*进行监察，并可以直接贯彻到官民全体的超级秘密监察*。

无孔不入的特务政治

《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载：“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P.684)时置，表示是曹操临时创建的制度，并非自来既有的*传统。同传又载：“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万数。”(《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中华书局，P.685，下同)黄初是魏文帝曹丕通过禅让获得刘汉政权，正式建立魏朝后采用的年号，也就是说，到曹丕时期，这一制度仍然存在，而且高效运作，在曹丕终于登上皇位的短短几年之间，就究办了上万件各种官民的所谓作奸犯科与犯罪不法行为。还是《高柔传》，又记载了另一件曹丕儿子魏明帝时期的事：

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柔表请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廷尉便当考掠，何复请告者主名，吾岂妄收龟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者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辞旨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还讯，各当其罪。(P.686-687)

这几段出自同一篇传记的材料非常清楚显示几件事：第一，秘密监察官民的校事制度自曹操开创，指导魏明帝时期，在魏朝的主要存在时间内一直都有，俨然已成为皇帝进行统治的日常*;第二，校事作为秘密监察机构，仅有秘密监视和接受检举的权力，并不执行法律程序，即不对罪犯进行审判与定罪执行;第三，从第三个案例最能清楚表示，校事侦察的情况仅向皇帝作秘密报告，再由皇帝批转给廷尉，即司法系统审判和执行刑罚。也就是说，校事作为秘密警察，其负责对象仅为皇帝。自然，其设置和人事，也只有皇帝本人可以操纵，与正常的官僚甄选与考校制度无关;最后，下级官员会直接向校事检举自己的上司，说明校事们有自己的常设办公地点，全国军民都知道上哪儿去找他们举报奸罪。

以小人管君子的特务政治

上面引述三则材料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保存了当时曹魏秘密警察机构的人员名单三位，即曹操时期的卢洪和赵达，魏明帝曹睿时期的刘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被历史很偶然保存了姓名的曹魏特务并非家世显赫的大人物，直接说，他们都是完全不被史家关注的小人物，也就是传统说法中的所谓小人。

这些人在陈寿的《三国志》及其他有关该时代的文献中都毫无踪迹，只有赵达在《吴书》中有传(但很明显只是一个同名的人，孙吴的这位赵达是一个当时很著名的神算，能知道吉凶祸福和事件发展)。关于校事特务机构使用的是什么人，《高柔传》的记载的曹操本人与高柔的一段对话可以解释：

时之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P.684)

高柔发现那些校事的官员仗着最高统治者的威名，横行霸道，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行政*运作，而且，他们还仗着最高统治者赋予的生杀予夺特权，作威作福，按照自己的个人爱憎和恩怨，做了很多坏事，所以他建议曹操对他们绳之以法，实际是含蓄地建议废除这种不合于儒家政治理想的制度设计。曹操的回答很有趣，他明白地说，对于这些秘密警察中人，高柔举例的这几位，他的了解比高多得多，换言之，他很清楚这些人是小人，是可能滥用职权的，但他明确说，这种鸡鸣狗盗的事，那些立志创建功名和大事业的君子们谁会愿意做？所以必须使用这些小人。饶有深意的是，他还举了秦末叔孙通的例子。秦二世执政时，向朝廷报告天下*消息的人都被杀头了，而叔孙通则对二世说，没什么天下*的事，只是各种一些小毛贼而已，各地的县官和郡守们正在按法律缉拿处置呐。叔孙通借此脱身，后来在西汉初年因替刘邦设计国家礼仪制度受到极大封赏。曹操说，没有校事这些秘密警察，就会有大把叔孙通这样报喜不报忧的官员，那怎么行？

曹操要重建国家和社会，则需要与士大夫，即君子们共事，与社会上各种背景的精英阶级合作，高柔出身曹操故乡陈留，本是高门大族子弟，就是典型的儒家教育下的君子，曹魏朝廷也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曹操这番话也可以视作对高柔及曹魏*下精英士族的一个警告：虽然政治上我需要取得你们的合作，但我对你们也有强力的制约手段。更直白说，就是以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手段监视官民，以小人管制君子。

好玩的是，就在这段引文结尾处，陈寿还记录了一句话：“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P.684)后来，因为赵达等的恶性被揭发，曹操杀掉了他们，以此向高柔等表示歉意。这显示古代小人政治另一种妙用：小人是很容易被牺牲的棋子，他们可能因神秘的特权而卖命，威风一时，但权力者有新的政治需要时，他们本身也是很容易被拿来树立新政治伦理风范的祭品。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王朝创立时，要笼络和控制英雄，自然小人的脏手是必不可少的，但随着事业坐大，日渐冠冕堂皇，则小人们就像被黑夜使用过的溺器，因为日益与高大上的事业规模不能般配，于是就被制造他们的巨手不留痕迹地消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寿笔下的卢洪、赵达和刘慈之流，还算历史的幸运儿了。

鼓励诬告的残酷政策

曹操被同时代人称为智谋深沉的人，是著名的谋略家，而曹魏时期是一个政治忠诚基本基于个人利害的乱世，因此，除了各种复杂的监察制度与上述校事的秘密警察机构，曹魏还实行鼓励全民告密的法家传统政策。仅《高柔传》即有两段与此有关。一则说：“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P.688)当时魏明帝时禁止官民猎杀皇家禁苑的鹿，对偷猎者的处罚是死刑，而举报的官民则可以获得丰厚的赏赐。

魏文帝曹丕刚获取皇位时，曹魏久已实行秦和汉初的妖言告发制度。高柔曾上疏说：“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必赏。”(P.684)高柔要求曹丕实行仁政，像汉文帝那样废除妖言诽谤之罪，然而，魏文帝并没有同意。秦汉的所谓妖言诽谤之罪，妖言主要是利用宗教话语传播关于时代兴废的观点，如“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之类宗教性政治谣言，而诽谤则是关于皇家身世的各种反皇权言论。同传记载，由于曹丕不同意废除妖言诽谤之罪，导致“相诬告者兹甚”，就是全社会都利用这种法律来解决个人恩怨，至此，曹丕才下了著名的《禁诽谤令》：“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如此才将这种全社会的政治告密之风熄灭。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禁令与告密的刑罚只有一种，那就是处死。

曹丕在历史上历来被成为明君，他文武兼资，为人豁达开明，对曹魏的政治走向文明化和礼乐化贡献极大，但实际的政治有很多面向，在真实的文治武功之外，上述特务政治和诬告政治的盛行也是曹魏皇朝的另一面真实。皇权是真实而残酷的，即使在这些明暗管制*之外，而且是曹丕这样的明君，如果他不喜欢，不要任何理由，他也可以置人于死地。《高柔传》记载了一位鲍勋的官员，曹丕因为与此人有“宿嫌”，即个人历史恩怨，所以决心违背任何法理处死他，曹丕知道高柔这样的最高司法官员不会同意，所以，他下令召高柔入宫，同时派人到廷尉*去对鲍勋进行刑讯，直到将鲍拷打至死才放高柔出宫。

对古代皇权政治抱不切实际美化幻想的人可以歇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