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防建设中的克虏伯元素推动德国对华渗透
19世纪70年代后，号称“帝国兵工厂”的德国克虏伯公司走进了晚清洋务官员的视线中。淮军和湘军陆续装备克虏伯后膛炮，组建炮营;至l9世纪80年代末，旅顺口有克虏伯火炮42尊，大连湾有26尊，威海卫则全部装备克虏伯火炮;北洋舰队所有主力舰也都装备了2至8尊克虏伯火炮。同时，克虏伯火炮的国产化，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其间中国近代化军队的陆续组建，清*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军事采购。德国克虏伯公司成为清*军购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克虏伯公司参与晚清军事采购活动，使晚清的中国国防建设融入了众多的克虏伯元素，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英制武器到德国装备
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的惨痛事实，令晚清朝野越发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于是，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随即兴起，其中军事改革成为最重要的部分。“坚船利炮”给洋务派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其深感“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正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购买西方船炮等军事装备，以及引进相关的制造技术，成为这场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
清*最初的军购对象混乱不一，基本靠外国驻华使领引荐，导致湘军、淮军最初的枪炮装备制式各异、维护不便。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等人的推荐下，大批英制枪炮兵舰纷至沓来。然而这些装备耗资巨大、技术落伍、性价比低。而当时的德国是军事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其武器装备技术精良、质量过硬和受聘在华工作的德国人的忠于职守，给洋务派官员留下了良好印象。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清*军购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的火炮，为清*大量购买。
1811年，弗雷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创办克虏伯铸钢厂，开启了克虏伯家族企业兴起的大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营范围扩大到采矿、铸钢、军火生产等领域，其制造的铸钢火炮性能精良，在普法战争中“锋锐莫当”，行销40多个国家，为克虏伯公司赢得了“帝国兵工厂”的美誉。
德国军火输入中国始于19世纪60年代，最早的途径是德商私运。同治九年(1870)，克虏伯公司派员来华，受聘山东登荣水师，操演他们所购置的克虏伯火炮。这是克虏伯的产品和教官首次由官方途径进入中国。其后，淮军和湘军陆续装备克虏伯后膛炮，组建炮营，在收复*和抵抗日本侵台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火炮购置的两大渠道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克虏伯产品在华销量的激增，不少洋行、公司纷纷争做克虏伯产品的中介代理。德国军火商满德最早任职泰来洋行，曾推销过克虏伯产品，与清*官员有过接触，也曾代表英商怡和洋行做军火生意。光绪十三年(1887)，满德在怡和洋行的支持下，倚仗更有利的付款条件，击败与之竞价的泰来洋行和斯米德公司，获得向李鸿章兜售16尊克虏伯火炮的资格。克虏伯公司为促成这单生意，不惜额外给满德3厘回扣，用来贿赂清*官员。此后，满德在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等人的帮助下，获取了克虏伯高层的信任，成为克虏伯产品在华的全权代理。他所组建的信义洋行，也在19世纪80年代成为克虏伯产品在华的独家经销商。光绪十五年(1889)，满德促成了克虏伯公司20年来在华的最大一笔交易——价值550万马克的火炮装备，其中43万马克定金用于贿赂中国官员。正是这批装备，构成了北洋舰队旅顺和威海卫炮台的基础。
由于清*驻外公使们长驻各国，了解各国情况，清*也授权驻外使节“就近查访”“采购外洋军火”。其中，驻德公使李凤苞、许景澄、洪钧3人在采购克虏伯火炮中先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凤苞赴德任公使之前，曾翻译过一些克虏伯炮学著作。赴德数载，经过多次考察，他选定伏尔铿船厂订购“定远”“镇远”“济远”等主力舰，按照李鸿章“船坚还需炮利”的思想，配备大口径克虏伯舰炮，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中坚。任驻德公使时间最长的许景澄，较早提出海军舰炮一律使用克虏伯产品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当时的舰炮购置产生了深远影响，购炮自克虏伯逐渐成为各省督抚的共识。洋务运动后期，一些学堂和舰船所雇的德籍克虏伯厂技师，也多是出自许景澄的引荐。此外，1887年至1891年任驻德公使的洪钧，将所有销往中国的克虏伯产品的验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洋行与驻德公使相互配合，是所购克虏伯产品及时购运到位的保证。但是，洋行与驻德公使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洪钧看来，购买克虏伯产品时，应当保证驻德公使具有订立合同的优先权，他特别厌恶满德对销售合同的控制。正因如此，光绪十五年(1889)，满德为威海卫购置了16尊克虏伯火炮，洪钧就拒不验收，满德为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推动德国对华渗透和影响
关于淮军和克虏伯火炮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一提。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奏请将淮军114尊克虏伯火炮分为炮队19营，形成独立的炮营编制。光绪六年(1880)春，李鸿章对访华的克虏伯公司全权代表卡尔·曼斯豪森承诺，淮军今后将只采用克虏伯火炮。炮兵地位的提升和火炮装备品牌的统一，当然有助于提升战斗力。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旅顺、大连、威海卫炮台和北洋舰队为例，至l9世纪80年代末，旅顺口已建10座炮台，共63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42尊;大连湾已建6座炮台，共38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26尊;威海卫已建15座炮台，全部装备克虏伯火炮。显然，克虏伯火炮成为19世纪末清*岸基防御的主战武器。北洋舰队所有主力舰也都装备了2至8尊克虏伯火炮。
克虏伯火炮的引入，对于提升中国国防实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进口大批火炮成品的同时，洋务派官员也积极聘请德国顾问，引进造炮技术，江南制造总局、湖北枪炮厂逐渐具备了仿制克虏伯火炮的生产能力。克虏伯火炮的国产化，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克虏伯火炮的引入，也推动了德国的对华渗透和影响。大量德国教习进入中国的军事学堂，大批克虏伯炮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不少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深造，大批兵工人员前往克虏伯公司参观考察。这对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特别是晚清军事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清*在军事改革的思路上实现了由崇尚英法到效仿德日的方向性改变。
引进克虏伯火炮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至少，克虏伯火炮大量装备海防炮台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正在改变以内陆为主的传统国防观念，海权意识正逐渐增强。
当然，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军事工业畸形发展，缺乏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内忧外患的国内外环境和封建制度的腐败，使得靠军事采购装备起来的海军貌似强大，却不堪一击;北洋舰队炮甲亚洲，却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显然，这些社会政治问题不是单靠军事采购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