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治理山西38年 如何把山西建设得井井有条？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日益深化，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条道路：以自治和乡土重建为核心的中国乡村建设史越来越为国人所重视。

事实上，乡村建设问题是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自晚清起，中国的精英就开始探索乡村的改良。阎锡山号称山西王，在他统治的那段时期，党，政，军，群各个方面的确颇有成效;被誉为当时的模范省。在和泰戈尔的会面中，阎锡山曾这样阐述他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主要是自身利益须要，着力关注乡村建设，从大抓基层教育入手，促进乡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工农业，尤其是兵工业的快速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使阎在军阀混战中，有了巩固的后方，也为尔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阎锡山治山西时，在乡村建设方面，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

阎锡山治山西有-点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时局再乱，他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乱中，立于不败之地或败有所归，他就必须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山西人才会真心实意拥护他，听从他的调谴，阎老西腰杆子才能硬，说话才有底气。

这些才是阎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确实从在山西站稳脚跟起，即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从事山西全境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是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的。前后经历了数十年， 称得上坚忍不拔。

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

1918年，《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出台。阎锡山开始向全山西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发行之《人民须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呢？

阎锡山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事实也是，阎锡山治晋期间，教育投入极高，为了妥善使用教育经费，阎锡山在山西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据1933年《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忻县122021元，占61%;定襄县64543元，占50%;大同县91789元， 占57%。1912年时，山西兴建学校数为5566所，到1918年时，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学暂行条例》颁布：“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

陶行知还说： 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阎锡山的乡村建设观：村政自治

阎治山西，从抓基层教育入手，但决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层教育与实行优良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对民吟》的一首诗里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俗三年便可得。” 诗写得粗俗，但非常务实，没有空话，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在动乱的年代，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阎锡山对山西军火业的发展尤为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难关头，组建“山西救国牺牲同盟会”(牺盟会)的物质基础。

这些不能都说成是从普及乡村教育开始的，但确实有着很多事实上的关联。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乡镇，道理都是一样的。阎锡山能统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近代乡村建设的教训

2005年，中国*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显示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温铁军的影响下，中国不同地方都出现了知识分子自发的乡村建设实践，而各级*亦开始执行**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四川省和直辖市重庆更开始了城乡统筹的试验。从民间到官方，乡村建设的思考和行动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的视野。

但是，中国乡村治理三十多年来，所带来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实际效果却与现实想象有些差距。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根由主要有两个：(1)研究脱离了“本土”，而没有“接地气”;(2)执行政策的权力者与权力机构未能很好的理解研究的结果，导致研究结果“居庙堂之高”。故此，这就导致了现实与研究之间的“层层脱节”，而未能很好的达到研究之目的：乡村治理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对于近代的乡村教育，当年的陶行知先生曾经批评过：“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这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现实的启迪。而阎锡山治理山西的乡村建设经验，也是值得充分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