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死前留下四道解不开的遗嘱

道光帝在临死前，留下了四道遗嘱，简单的说就是：

一、他死后不配天。也就是不要将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坛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内;

二、他死后，其神牌不升祔太庙。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画像可以悬挂到寿皇殿、安佑宫;

三、他死后，不要在他陵寝的五孔桥南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文字镌刻在明楼碑上，陵寝名称刻在明楼碑的背面。碑文不可以有“以圣神功德”字样称呼，如果新皇帝要写歌颂我生平的碑文，则可以把碑文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

四、在他死后，只将他生前穿用过的几件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以示节俭和留念。自鸣钟殿内一些不常用的砚墨，也没有必要长期保留收藏。

这四道遗谕看似简单，但在事实上，却给刚继位的只有20岁的咸丰帝出了不小的难题。后来，咸丰帝经过仔细思考，且在诸王大臣的参议下，最终将道光帝的遗谕作了如下的三个决定：

一、道光帝神牌仍配天、升祔太庙。只是从咸丰帝开始，清代帝王不再配天坛。

皇帝死后配天，升祔太庙都是大清国历代奉行不替的祖制家法，是神圣不能改变的。也是中国历朝历代都照办不误的成宪，是天经地义的。在民间，老人去世了，还要立牌位供奉起来，按时按节上香行礼，接受后代人的香火。

作为大清皇帝，一代人王地主，岂能死后不升祔太庙？后两条比较好办，咸丰帝都照办了，唯独这前两条，使咸丰帝左右为难。

特别是道光帝在遗谕中十分坚决地说：“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是“诬朕以不德不孝。”是照办还是不照办？

在道光帝死后的第三天，咸丰帝下令朝臣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参加这次大讨论的，上至亲王，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大家各抒己见，纷纷发言，讨论得十分热烈，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经过20多天的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仍遵照以往成宪办理。也就是仍配天、仍升祔太庙，不按道光帝的遗嘱办。这一意见由礼亲王全龄将上奏给皇帝。

咸丰帝看了众臣的意见后，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采纳群臣的意见，配天祔庙。同时决定从自己开始，以后各帝不再配天。他降旨将道光帝的第一条朱谕和自己的这道谕旨抄录一份，悬挂在天坛的斋宫内，永世法守。

二、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楼，将圣德神功碑文按照道光帝的意思，刻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为道光帝补建陵寝方城明楼。

道光帝的第三道遗谕，可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清楚圣德神功碑及其陵寝功能，也许才能正确理解道光帝的真正用意。

古制，陵寝的功德碑均由后人树立。是记录死者一生功德事迹的石碑，为了有保护该石碑和装饰陵寝作用而建造的建筑，则称为功德碑楼。因此，圣德神功碑楼，也称圣德神功碑亭(现在也可以简称大碑楼)。

外形是神道碑亭的缩小版本，里面竖有两通高近7米的石碑，石碑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碑文。圣德神功碑楼的附属建筑是海墁四角各树一根洁白晶莹的盘龙石柱，正式名称叫华表，也有称擎天柱的。

在清代陵寝建筑中，只有顺治帝及其以前的皇帝陵的功德碑亭才能称之为神功圣德碑亭，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一律改称为圣德神功碑亭。

知道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和功能之后，就不难理解道光帝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给他建造圣德神碑了，因为据说清朝有一个规定，皇帝在位，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准树立圣德神碑。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致使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但赔偿英国2100万两银子，还割让了香港，不仅没有了天朝大国的尊严，还致使国家领土不完整。

于是，道光帝深感自己没有功德予后世子孙，更无脸面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他才决定自己子孙不要给自己建造圣德神碑。而道光朝之后的各朝更是割地赔款，丢失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国土，所以从道光朝开始，其他皇陵陵寝也就不再建造圣德神碑。

虽然能理解道光帝的心情，但道光帝此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却给人造成了难以完成他遗谕的尴尬境地。圣德神碑不让建造，却还有让写圣德神碑碑文的意思，并交代把碑文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

按照道光帝的意思，他的神道碑亭又赋予了兼有圣德神功的功能。因为圣德神功碑楼是记述皇帝生平功绩的主要建筑，而神道碑亭是内竖镶刻帝后谥号石碑的方亭。虽然这样做有些不伦不类。

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道光帝特意交代的，于是，咸丰帝亲自写了一篇有839个汉字的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也算是对道光帝遗谕内容的一个部分交代。

如果从节俭和见缝插针的角度说，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刻写功德碑文还算能将就过得去，因为毕竟有一个空白的石碑可以写字。那么接下来这个有字却无处下笔的难题，则不可避免的摆在了道光帝儿子面前。

因为道光帝临死时告诉他的儿子：“我死后，在明楼的石碑正面刻写‘大清某某皇帝’，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在这石碑的背面，则可以刻写我陵寝的名称。”

清代陵寝里，哪座建筑物叫做明楼呢？

原来，在清代皇陵陵寝后院的石五供北面，有一整座陵寝中地势最高的建筑物，它常常被称为方城明楼。其实，这组建筑物是应该分为两部分称呼才较为准确，下面南墙正中有洞口的方形建筑物，应该称为方城。

而建在方城之上的为九脊重檐歇山顶的、四面各有一个券洞的方形碑亭建筑物，则应该称为明楼。明楼正南向的券洞上、两檐之间处，悬挂着一写有“×陵”字样的汉字匾额。

明楼内正中立有一统石碑，因为碑身被朱砂涂面，所以此石碑被称为“朱砂碑”，碑顶雕有蟠龙，碑的须弥座上涂抹着五颜六色的矿物色。碑身正面朝南，上面写有“大清某某皇帝”满蒙汉三种文字。

明楼地面以特制方形“金砖”墁地，天花板上则绘有“三皇治世”的金莲水草图案。明楼四周有通道与方城上的宝城连接，宝城建有垛口，明楼正北面，则是宝顶，宝顶下面就是埋葬有帝后的地宫。

人们很清楚的记得，在营建龙泉峪陵寝时，道光帝曾先后两次谕承修大臣撤去方城、明楼。他又多次亲临龙泉峪阅视陵寝，并在建成后还亲自参加了两位皇后的安葬仪式。

既然慕陵未建明楼，楼内的朱砂碑也就不会存在。那么，既然没有石碑，怎么能镌刻某皇帝清汉之名？又怎么能在碑阴镌刻陵名？道光帝的陵寝没有方城明楼这件事情，他应该是最清楚的，可他为啥还留下如此令人迷惑不解的谕旨呢？

如果不是神魂颠倒，失去理智的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即对于慕陵没有方城、明楼这两座建筑物这件事情来说，道光帝后悔了，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得采取这种暗示的方法，由嗣皇帝在他死后为他补建方城、明楼。

是不是道光帝在临死的时候，头脑真的发昏，记不清楚自己陵寝有还是没有明楼这件事情了。据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道光帝在临终前留下的这四道谕旨。

不但文字多达千言，并且个个还说得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这表明，他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神志是正常的。因此说，这道遗谕的用意就是暗示嗣皇帝为他的陵寝补建方城明楼，而且他的儿子也是这么认为的。

咸丰帝即位以后，对其皇父的这道遗谕开始也是迷惑不解，后来终于悟到了道光帝的用心。于是，他派大臣到东陵、西陵调查各陵规制，结合慕陵的具体情况。

拟定了改建宝城，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准备据这些大臣们拟定的方案，为道光帝陵寝单独修建方城、明楼，以备将道光帝临死时候留下的心愿圆满答复了结。

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珍藏着这些大臣们拟定的《现拟慕陵宝城一座等略节》规制，和以及由样式雷的后人绘制的龙泉峪陵寝的方城明楼规制图纸：

方城一座，见方四丈八尺，城身高一丈四尺四寸五分。月台面宽五丈二尺，进深五尺、明高五尺。隧道口长八丈一尺七寸五分，面宽一丈八尺。马尾礓面宽四丈八尺，进深一丈四尺。

重檐明楼面宽一丈九尺七寸，周围廊深五尺，下檐柱高一丈四尺二寸;台明高九寸，台明至(方城)垛口五尺一寸。宝城进深十三丈八尺，面宽十一丈六尺，城身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

就目前看到的被拟定的龙泉峪陵寝方城明楼尺寸来说，与其他陵寝的方城、明楼相比较，规模*明显收小。即使是这样，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的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也并未付诸实施，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点，鸦片战争后，清室内忧外患，财用匮乏，又值昌西陵鸠工，帑金甚重，道光帝奉安典礼亦需糜费百万银两，再耗用巨资改建龙泉峪陵寝，自然财力很紧张，属于经济困难。

第二点，龙泉峪陵寝地宫内已经葬有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及咸丰帝生母孝全成皇后灵柩，且奉安时间很长，一旦兴工，必至惊动地下久睡的亡灵，属于大不敬大不孝，实为不宜。

此外，龙泉峪陵寝规制已然属于特殊案例，现在即使改建，也难同清代其他各帝陵规制，反以其方城、明楼规制远逊先前诸帝后陵的方城、明楼而有失帝王的尊严，于是干脆不补建方城明楼，反而会比补建更有尊严，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最终也没有方城明楼这组建筑，咸丰帝只是最后把龙泉峪陵寝的正式名称刻在了陵寝内石牌坊上，并且还将道光帝的一首诗，刻在了石牌坊的北面，以示该陵寝名称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