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大帝朱棣生母之谜 神秘的蒙古美女碽妃？
综合明成祖生母的七种说法，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
第一，明成祖朱棣非马皇后所生，这几乎没有多大的争议。因为有关朱棣为嫡出之说的主要来源就是朱棣钦定的官书一面之辞，且其本身说法也各异，不足为信。
第二，明成祖朱棣为达定妃所出，其说所持的证据不足，且被《南京太常寺志》、《明史》等所否定。据谈迁的《枣林杂俎》所记：“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俱东列。碽妃生成祖文皇帝，独西列。见《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义集《彤管篇》孝慈高皇后无子条)
第三，朱棣由碽妃所生，此说不仅有文献史料《南京太常寺志》，而且还被明末清初等学者文人所目击证实了;不仅明孝陵享殿、明皇宫奉先殿里都有单列“独尊”碽妃神主之实物为证，而且在南京大报恩寺主殿里供奉的神主也为碽妃，只是不关宗伯之庙祀而已，故而外界世人并不详知，这也不足为怪！(转引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p62)
再结合永乐帝朱棣的种种怪异言行来看，其偷偷独尊的女神主正是他的生母碽妃！
朱棣生母碽妃是什么人？
现在的问题是，碽妃到底是什么人？是元顺帝的蒙古妃子洪吉喇氏、翁氏，还是朱元璋或元顺帝的高丽妃？单凭简单的否定或肯定恐怕都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我们不妨再仔细看看上述第4～第7种说法，就会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第一，朱棣生母碽妃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或翁氏？
第二，朱棣生母碽妃是高丽美女？
第三，朱棣是元顺帝的遗腹子？
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有人认为简直是胡说八道。“至于碽妃之非元主妃及洪吉喇氏传说之无稽，(民国时的)傅斯年先生朱希祖先生俱已作文力辟之。”(吴晗：《明成祖生母考》，原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5年7月，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九日)
但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在1965年2月出版的《朱元璋传》一书中又相当委婉地写道：“(朱元璋的)诸妃中蒙古妃和高丽妃都生有子女，传说明成祖生母即蒙古妃所生。(朱)元璋子孙中有蒙古、高丽血统，是毫无问题的。”(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第1版，p280)
从表面来看，问题似乎是解决了，碽妃既非元顺帝的妃子，其所生之子当然也就不是元顺帝的了。但实际上关键问题还是存在着——明成祖朱棣的生母碽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朱棣及其子孙的画像与明皇宫里那个神秘的蒙古女人
笔者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查阅了许多明史资料，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正可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来也巧，有一次，电视台叫笔者去作历史文化系列讲座，因为他们需要图片，笔者在准备时，无意间将朱元璋的画像与朱棣的画像放在了一起，意外地发现这对“父子”长得一点也不像，这还不算什么大惊奇，最让人纳闷的是这对父子的胡子迥然不同，朱元璋是地道的汉人胡子，而朱棣是典型的蒙古人络腮大胡子。
后来笔者在阅读明代史料时，邂逅了这样的事情，明代中期文人张瀚在他的《松窗梦语》中留下这样怪异的记述：“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相大不类。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成祖之容，大类太祖，但两颐间多髯二缕，长垂至腹。内侍相传，上每进膳，用金钩挂髯于耳。又闻袁柳庄云：‘紫髯过脐，即登九五。’太宗每自拂其须，后果至腹，始即位。”([明]张瀚：《松窗梦语·方术纪》卷6)
正史《明史》也有相似的记载：“王乃起去，召(袁)珙宫中，谛视曰：‘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明史·方伎·袁珙传》卷299)
从张瀚所记来看，“上(即朱棣)每进膳，用金钩挂髯于耳”，这哪是汉人的长相，分明是蒙古人的大胡子！再看朱棣以后的明代皇帝画像，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一直到明宪宗，明朝中期的这些皇帝都拥有北方蒙古人的大胡子之特征。从人类遗传学角度来讲，如果朱棣真是朱元璋与汉族女子或高丽美女(朝鲜人与汉人长相极为相似)共同耕耘出来的种子的话，那怎么会出现这样怪异“大胡子”现象？
由此再次审视上面三个问题，我们至少得出这样的结论：朱棣生母碽妃不是汉人，也不是高丽美女，而是蒙古女子。至于是不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或翁氏？我们不妨再作研究。
金陵大报恩寺塔底下曾有记载朱棣生母秘密的“御碣”
最近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其中有一本由民国时期学者张惠衣编撰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中有一段史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清末民初有个叫王謇的文人在《瓠庐杂缀》中这样记载说：冯桂芬(近代有名的思想家，笔者注)“曾告以克金陵时，官军得明成祖御碣于报恩塔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阅月许耳。明制，宫人入宫，七阅月内生子者，须受极刑。马后仁慈，遂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之生，仅十阅月稍强也，翁自是遂挹郁而殁。”(王謇《瓠庐杂缀》，转引自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杂缀》，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120)
这里边有关明成祖朱棣的身世、碽妃的来历与最终归宿及大报恩寺所要报谁的恩都说得明明白白了。但问题是这段史料来源可靠吗？为此笔者请教了潘群教授，我们围绕下列这几个焦点问题展开讨论：
NO.1：大报恩寺塔底下到底有没有那块“明成祖御碣”？
据清光绪《江宁府志》记载：“咸丰三年(1853)正月二十四日，发匪(指太平军)踞塔(大报恩塔)，俯瞰城中施炮，炮蛋有落中正街者。”(光绪《江宁府志》卷10)“(咸丰)三年三月，湘军克通济门外垒，复克七桥瓮，断钟山报恩寺往来路。”(光绪《江宁府志》卷13)咸丰四年(1854)“发匪见其塔顶为黄金所铸，用火药轰之，复挖空塔座下基地，数日塔倒，寺遭焚毁。当时童谣曰：‘宝塔折，自相杀。’”(吴祥翰《金陵胜迹志》，《中国美术》上卷)
从上述所引的史料来看，1854年太平军挖空报恩寺塔座下基地时掘出“明成祖御碣”完全有可能，而1864年湘军攻入天京从太平军的遗弃物中得此“御碣”合情又合理，所以说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见到“御碣”并不为怪。
NO.2：“明成祖御碣”目击者冯桂芬所言不会是齐东野语？
冯桂芬，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曾为曾国藩、李鸿章之幕僚，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等。(《清史稿·冯桂芬传》卷486)由此可知冯的确到过南京，而且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南京，因而他的讲述并非是心血来潮随意胡诌，更有冯桂芬是个治学严谨的学问家、思想家，其所关注的总不会是齐东野语吧？！
NO.3：上述史料的“转述者”王謇、张惠衣等又是何许人也？
据潘群先生的考证，《瓠庐杂缀》作者王謇毕业于东吴大学，曾为章太炎学生。章氏及其弟子向来重视学问探究，这是学界公认的。而上述史料的另一个转述者与传播者张惠衣也是一个学术严谨的学者，如果“明成祖御碣”之事系空穴来风或齐东野语的话，想必其断然不会在1937年3、4月间出版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中收入王謇的《瓠庐杂缀》，且为当时的文化名人吴世昌所推崇！(潘群：《明成祖为何遣郑和祭乳母》，《郑和研究》2009年第2期，p13)
NO.4：既然“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记载在民国时期出版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内，那同时代的史学家吴晗与傅斯年等先生为什么没有对其重视或在论文中加以引证呢？
据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吴世昌序》所言，收录王謇所记的“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最早是在1937年2月后才出版的。而历史学家吴晗与傅斯年所作明成祖生母之谜考证的论文均在1935年以前，因此说王謇《瓠庐杂缀》之内容“为傅氏所未见者”。(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吴世昌序》，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1)吴世昌作序是在1937年2月17日，这时的中国首都已经处于沦陷之前夜。随后，日寇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最为骇人听闻的是日本法西斯在当时中国首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中国首都沦陷了，人们哪来闲情逸致对500多年前的皇帝身世之谜进行考证？
朱棣生母碽妃就是明皇宫里那个神秘的蒙古美女
考证到此，可以这么说，王謇所记的“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是为人所少知的但又非常重要的史实。至此我们不仅有实物依据为凭，即明成祖及其子孙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等“大胡子”皇帝的画像(目前绘画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元代以后尤其明清时期中国帝王肖像画的写实性大为增加)，而且还有“考古”与文字资料为证，即上述王謇的《瓠庐杂缀》中所记载的“明成祖御碣”大体内容，更有存在了几百年的“野史”与笔记资料，因此说历史的真相应该是，明成祖朱棣的生母就是碽妃，碽妃就是明皇宫里那个神秘的蒙古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