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最卖命的三支伪军分别是谁？下场结局如何

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向来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作为被侵略国的国民，却倒向侵略者阵营，并为之效力，这类人通常被称为叛国者，而在中国，他们还有个专有的、更直接的名称——汉奸。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长达14年的卫国战争中，侵略国日本先后在华扶植了伪满洲国、伪维新*、汪伪国民*等叛国伪政权，这些*之下亦组织有诸如“皇协军”“华北治安军” “和平建国军”等名目众多的部队，好在如今对这些部队都有个共同的通称——伪军。一般而言，伪军中多属投机倒把、浑水摸鱼的“骑墙派”，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也是军统或*地下党重点策反的对象。不过有三支部队却是伪军中的例外，他们虽背景不同，驻地各异，但都在主观或客观上为日军效力颇多，可以说是为侵略者最卖命的三支汉奸部队。

“黄*”军统与黄埔军人之耻

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名将的摇篮，抗战时期，有无数的黄埔军人冲锋在保家卫国最前线，如戴安澜、左权、谢晋元、孙明瑾等黄埔将领更是为抗战献出生命。或许因为涌现出太多英雄与烈士，导致曾经一度出现“黄埔生无一降敌”的传言。实际上黄埔生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不少黄埔出身的将领也走上变节附逆的歧途，成为黄埔败类。曾经活跃于武汉一带，为日军甚为卖命的“黄*”就是一支以原军统人员与黄埔将领组成的伪军。

“黄*”的统帅熊剑东并非黄埔出身，诸多史料皆载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笔者在士官学校名录上未查到此人，故存疑)。熊剑东早年在复兴社特务处(即后来的军统)处长戴笠手下任职，淞沪会战期间，戴笠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熊剑东出任淞沪特遣支队司令。上海沦陷后，别动队活动于苏浙皖一带打游击，并于1938年更名为忠义救国军。熊剑东先后出任常、嘉、太、昆、青、松6县游击司令。1939年3月，熊剑东在上海活动时被日军俘虏，随后变节投敌，并于1940年12月受命在武汉地区组织一支伪军部队。众所周知，日本为了使其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行为“师出有名”，战争期间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大黄种主义”等理论，附逆的熊剑东为迎合讨好日军，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黄*”，并亲自撰文公告其义：“黄卫者，盖即保卫黄种民族之简义。今日国际之纵横捭阖，朝友暮敌。立国世界，既已无法孤独自保。唯有求之同气相通，同声相应之同一种族国家，互谋合作……”。

“黄*”的建军宣言与日本侵略者保持高度一致，都高举“保卫黄种”的大旗，熊剑东甚至危言耸听地说 “如乃不明此义，自相残杀”，则“恐黄种两字将成为历史上之名词。世界将无有色人种之存在”云云。所言虽荒谬，但在日本侵略军听来却十分顺耳。冈村宁次于1941年4月向熊剑东补给800支三八式步枪， 20余挺轻机枪，以土匪、地痞、溃兵为基础组建的“黄*”正式挂牌成立，熊剑东自立为军长。该伪军建立时下辖3个团，1个特务营，由于人数不多，团以下不设营一级编制，直接由团管辖到连。该军的参谋长李果堪也是原军统人员，曾任军统汉口站站长，后因武汉区的军统站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含区长李果堪在内，大批特工被捕，随即变节投敌。此外，“黄*”中的将领还有诸多黄埔生。参谋处处长邹平凡毕业于黄埔六期，1933年曾参与过长城抗战，抗战初期军衔已升至少将，但不久后因失职事件被撤职查办，于1941年出逃附逆，被蒋介石下令通缉。邹平凡的同期同学罗涤瑕任副官处处长，第二团团长王翔龙毕业于黄埔七期，算是邹、罗二人的学弟。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后，“黄*”奉日军之命开赴湖北监利的螺山驻扎，主要任务为协助日军保卫白螺机场。但“黄*”的首战就打得十分狼狈。一天傍晚，熊剑东与李果堪正登山闲谈时，遭到了一支国军抗日武装出其不意的袭击，尽管熊剑东立即组织“黄*”拼死抵抗，但终因猝不及防而伤亡惨重，参谋长李果堪当场被击毙，熊剑东也在战斗中负伤。此役“黄*”损失颇多，熊剑东带伤回到武汉，重新整编部队。出乎预料的是，冈村宁次对战败的熊剑东毫无指责，反倒赞赏其“忠勇可靠”，同时还补给他“大正年式山炮四门，迫击炮十二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三十挺，步枪一千二百支，军马十二匹”。熊剑东因祸得福，部队整编后实力增强了一倍以上，他自任为总司令，邹平凡升任参谋长，而空出的参谋处处长一职则由黄埔六期生余世杰顶替。值得注意的是，整编后的“黄*”多了一个混成总队，麾下*中又涌现出几个黄埔小学弟，如机关枪第二连连长李旭初与军官队队长杜柱皆毕业于黄埔十四期，陆军小学队队长李锐毕业于黄埔十六期。

1941年9月，熊剑东率领部队返回监利，驻扎于杨林山，充实新堤至白螺矶一带防线。由于伪军普遍战斗力弱，当时的国军也未将其放在眼里，得知守卫是“黄*”后，驻朱河的国军第116师万福麟部在一个风雪之夜对杨林山发起袭击。令国军万万没想到的是，经过整编的“黄*”战斗力已大幅度提升，不仅拥有大量重武器，又有日军策应，更为重要的是这支部队似乎很为“皇军”卖命，对付起自己祖国的军队来毫不手软。经过一夜激战，国军万福麟部死伤惨重，*撤离。半个月后，万福麟部再度进攻杨林山，与“黄*”激战数小时后不支撤退。经此两战，熊剑东气焰愈发嚣张，竟于1941年冬季率“黄*”主动向国军53军驻地发起进攻。面对汉奸部队的挑衅，第53军将士奋起反击，双方展开激烈厮杀，一天之内，“黄*”就有3名连长被国军击毙，后在日军的增援下，损兵折将的“黄*”才得以撤回杨林山。但仅隔了一天，“黄*”即配合日军摧毁了国军在聂家河的阵地。

在1941年的几场战斗中，“黄*”只有在日军的策应下才能获胜，可见其战斗力并不高，但因其肯卖命，依然得到了日军的赏识，决定将其扩编为两个师，下辖官兵约8000人，枪6000余支。此后，“黄*”的任务“逐渐转为对新四军在湖北的部队进行扫荡”。1942年春，熊剑东成立了“黄*军事学校”，自己兼任校长，主要招收军官、军士两队学生进行奴化训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希望汪精卫能帮助其管理在华沦陷区，下令将占领区大部分伪军统一交给汪伪政权改编，“黄*”亦在此列。1942年8月，“黄*”奉命改编为伪陆军第29师，由邹平凡出任师长。而伪军事院校的约3000人被熊剑东带到上海，改编为伪税警总团，团长为大汉奸周佛海，熊剑东任副团长。这支部队“由于经费充足，装备精良，发展很快，在抗战结束时有1万多人，成为汪伪最精锐的部队”。

抗战胜利后，熊剑东的部队被军统所属的交警总队收编，熊本人被任命为交通警察第7总队少将总队长，不久后投入内战。1946年8月，熊剑东率部进攻解放军，战斗中负伤被俘，不久后死亡，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原“黄*”的另一个头目邹平凡在日本投降后仍然拥兵自重，先后拒绝了国民*和*李先念部的劝降，与汉奸胡兰成勾结在一起搞了一出“武汉独立”闹剧，经过一番博弈后，这个伪政权仅存在13天即垮台，邹平凡部被国民*收编，并任命其为“ 武汉守备军”总指挥和暂编第21军军长。但国民*并不信任他，仅隔一个月后，第6战区命令邹平凡率部集中汉阳蔡甸拆散改编，彻底削掉其兵权。几年后，已是光杆司令的邹平凡落荒逃亡日本。

吴化文部集团型伪军中的悍匪

与活跃于武汉地区，在日军羽翼下成长的“黄*”相比，山东吴化文部则属于伪军另一类——集团型伪军。抗战初期，山东曾是著名的第五战区，徐州会战的主要战场，振奋全国的台儿庄大捷就在这里打响。但随着徐州失守，山东到抗战中后期也成为国民*权力的真空地带，同时也是关内伪军人数最多的一省，其中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吴化文部。

吴化文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出身。1929年，吴化文奉冯玉祥之命在韩复榘军中任联络参谋。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站在反蒋阵营，而吴化文却跟随韩复榘投靠蒋介石，对冯反戈一击。抗战爆发后，韩复榘因违抗军令被枪决，吴化文部则被改编为独立第28旅。从冯玉祥到韩复榘，再到吴化文，他们的军队始终都带着浓厚的军阀部队色彩。“吴化文的部队多来自于鲁西家乡子弟兵，他对待部属的家长式父兄风格及地缘关系是内部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西北军统帅冯玉祥是有名的“倒戈将军”，其麾下也出了诸如韩复榘、孙良诚、石友三、吴化文等一干倒戈将领，其中孙、石、吴三人更是突破民族底线，投靠日伪。

徐州会战后，身为独立第28旅旅长的吴化文积极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很快将独立旅扩编为师。抗战时期在敌后生存的部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极容易与友军发生摩擦，广为人知的国共摩擦只是其中一例。当时在山东与吴化文发生摩擦最激烈的当属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部，后来吴化文附逆，并为日军异常卖命，对于学忠部发动凶猛进攻，其根本原因就是积累已久的吴于矛盾。当然，从种种迹象表明吴化文投敌附逆并非偶然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蓄谋已久。1941年，在日军的“围剿”下，山东的国军部队一度陷入窘境，吴化文对其部队发表讲话：“咱们生活这样艰苦，八路军、五十一军及省*和咱作对，我一定给弟兄们想个办法。”这段话不仅是吴化文向部属暗示准备投敌的证言，同时也能看出其视军队为私有的军阀本质。

吴化文从1942年春开始通敌。当时日军大举扫荡山东国军，于学忠部遭受严重打击，吴化文此时已和日军达成默契而作壁上观。随着山东国军*日渐式微，日军已不满足于与吴化文用暗通款曲的方式合作，他们要求吴化文公开投降，诱降的同时，日军还对其发动军事进攻逼迫其就范。吴化文在日军攻击下节节败退，招架不住之时他与重庆*和军统取得联络，军统出于对敌伪进行利用的策略考虑，吴化文“接到戴笠类似‘曲线救国’的密谕”。不过戴笠与蒋介石这回失算了，因为吴化文并不听话，他在得到这层保险后，对部下说：“现在我们投靠了日本，将来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自然无问题。如果中国打胜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不仅如此，他甚至还预算到将来国共一定会爆发内战，并说“那时他(蒋介石)如不要我们，咱就去投*去，怎么说没有光明前途呢？”

1943年1月，吴化文正式公开投敌，其部被改编为“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吴任上将总司令，日本人新荣幸雄担任其顾问。同年4月，吴部改编为第三方面军。据刘熙明所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载，吴化文部改编后“兵力约一万多人，南京除增加军饷及装备外，张步云伪军也一度编归他指挥。1944年春，吴部有一万九千多人，在日本及汪伪政权的全力支持下，成为山东实力最强，又最重要的伪军集团”。

无论投敌前还是投敌后，吴化文部在本质上都是一支军阀部队。一方面，他接受日军与汪伪的补给援助，积极扩充*，另一方面又与国府方面保持联络，“骑墙”以便见风使舵。吴化文的部队虽不像“黄*”那样从建军宣言到实际军事行动都紧跟日军步伐，但因其与于学忠部积怨甚深，客观上还是帮日军拆了国军的台。吴化文投敌后，矛头首先就对准了老冤家于学忠。1943年5月，吴部配合日军共约3万余人向沂水、蒙阴间山区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于学忠部奋起反抗，而吴化文部用日本人提供的武器打起昔日的友军来毫不手软，战斗异常惨烈，“敌我伤亡相当重大”。何应钦在分析形势的公开报道中称：“吴逆化文籍敌之攻势，亦乘机进据山区，目下除吴逆化文部乃拒守山区与我对峙外，已无敌军部队。”

其实在吴化文对于学忠部进攻之前，国民*方面就派李仙洲联络吴，李在电文中对他说：“于公为*大员，似应投鼠忌器，留作他日转圜之机。”暗示吴应为自己留后路，停止对于学忠部的攻击。但吴化文拒不接受，“乃协助日军击溃于部的周光烈第五十一军及刘桂堂部，俘虏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等多人，国军惨败”。经此一役，于学忠部*撤离山东，至此，山东的国军正规军全面瓦解，只剩3万人左右的游击队。而日伪军数量达到了18万人之多，成为华北伪军人数最多的地区。不过吴化文赶走了山东的国军正规军，在客观上让*的武装得以更快的在这一地区发展，从1943年夏季到1944年春，*先后发起三次讨吴战役，俘虏大量吴部人员，缴获大批武器。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日益激化，尽管国民*内部一直不乏以汉奸罪审判吴化文的声音，但出于实际利益的权衡，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吴化文部还是成为国民*拉拢收编的对象。与许多投降的伪军一样，吴化文部得不到国民*真正的重用。起初，吴化文的部队被收编为一个军，1946年春被降编为第七纵队，“吴为司令，共一万八千人，一万五千支枪”。几个月后，吴部再次被降编为第二保安总队，从“正规军”沦为地方保安武装。吴化文也意识到蒋介石并非真正信任自己，于是一方面对国府阳奉阴违，另一方面与*取得联系。实际上吴化文的猜测没有错，蒋介石不但不信任他，并且早想将其除之而后快，起初没有按李延年等人的建议以汉奸罪审判他，是因忌惮其手中尚握有兵权。1946年夏季，蒋介石密令王耀武，让他召见吴化文，并以违反军令罪将其“就地正法”，但因消息走漏，吴化文拒不来见，躲过一劫。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已决定起义，在对部属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后，于9月21日率领两万余人战场起义，济南战役最终以王耀武被俘，山东国军全部瓦解而告终。

吴化文部被改编为第35军，先后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斗中，该部减员严重，解放军遂将其与其他部队进行合并，尽管合编后的部队还以吴化文为军长，但已从本质上结束了该部队私有化的历史。*成立后，吴化文离开军队，不再掌兵，他本人于1963年在北京病死。

“铁石部队”日军军官实际指挥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开始实施占领东北的侵略计划，并于1932年扶植伪满洲国。伪满虽属傀儡政权，却也在名义上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伪满军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与国共之疏离关系，这与关内伪军和国府或*频繁的互动根本不同”。成军于战争末期的“铁石部队”就是其中的代表。

“铁石部队”的建立与日军在战场上日渐恶劣的形势有很大关联。1944年末，日军在太平洋、缅甸、滇西等战场均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与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签订了“满*境地带治安肃正协定”，其中即有借助伪满部队来维持冀东地区治安，以便抽调出更多的日军投入战场的指示。关东军根据协定命令伪满洲国抽调其“精锐”部队进驻河北冀东地区，部队命名为“铁石部队”。这支部队虽在名义上属于伪满政权，但实际上是一支由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组成的混成部队。日本华北方面军拥有实际控制权，部队中所有军官里，日本籍的军官占1/4。而士兵来源则是原伪满洲国的部队，基本上是中国人与少量朝鲜人。

“铁石部队”之名是根据伪满的军训“铁石纪律”与“铁石训练”而来，该军的下属部队也都以“铁”字开头，例如“铁心”部队(步兵旅级部队)、“铁血”部队(骑兵旅级部队)、“铁虎”部队(战车营级部队)、“铁轮”部队(辎重营级部队)、“铁波”部队(通信营级部队)等。“铁石部队”与其他部队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设立司令部，而是由伪满军事部在前线的幕僚机构联络部代行其职。部队的主力为“铁心”与“铁血”。“铁心部队”的部队长为日军少将粟野重义，下辖第26团、第37团及一个骑兵支队，总人数约8500人;“铁血部队”的部队长由日军少将岩田讯担任，其麾下有第47团、第49团两个骑兵团与一个朝鲜步兵支队，总人数约2500人，由于以骑兵为主，军中还有大量蒙古族人。

“铁石部队”进驻冀东后，主要用于防范冀东一带的抗日武装，期间与国共两党的抗日部队都发生过小规模战斗，但始终未取得显著战果。之所以将其列入最为日军卖命的伪军之一，主要是这支部队在战争期间对日军的“忠诚度”相当高。从大环境上来看，到了抗战后期，已有大量伪军感到风向不对，开始向国民*或*的抗日武装频频示好，积极争取反正投诚的机会，而“铁石部队”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没有出现这类情况，这在伪军中很少见。当然，从组织结构上看，“铁石部队”是一支由日本军官实际指挥的伪军，仅凭此点就注定其统领不可能像其他伪军部队那样与抗日*暗中接洽。但当日本一旦战败，部队失去主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颁布“终战诏书”，标志着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战败，同时也宣告了“铁石部队”等伪军的终结。“铁石部队”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日籍军官大多投奔了驻唐山的日军部队，而中国军官则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例如原伪联络部少校王化兴偕同近30名中国籍军官率部投靠军统高参刘梦黎，其部改编为“东北保安独立支队”。“铁心部队”第26团上校团长刘德溥等人扣留了部队长粟野重义，先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后被国民*招抚，改编为“榆关先遣队混成第一旅”。“铁血部队”发生哗变，数十名日籍官兵被杀，部队长岩田熏逃亡，原伪满兴安军第49团团长郭文通率部投靠军统，其部改编为“山海关先遣军”。

不久后，国共内战的硝烟在东北燃起，原“铁石部队”改编的各部皆投入战场，最后，基本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殆尽。自此，曾号称伪满精锐的“铁石部队”及其余脉彻底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