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变法 通过形象工程 营造出的盛世

如何理解北宋晚期政治史的演变过程？

本书所述的历史过程，始于宋神宗熙丰法度的罢废，故如果将北宋晚期视为“后变革时代”，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后变革”绝不等于政治变革的停顿，因为司马光、哲宗本人、徽宗与蔡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政治变革不断推进。

然而，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许多原初的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异。熙丰变法的总要求是建立一种理想的秩序，即所谓“立政造令，悉法先王”，这大概是学界的共识。

这种理想政治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比如说针对士大夫群体的“一道德同风俗”，即思想统一;针对君主的“致君尧舜”，即圣人之君;就政治统治成效而言，则是“丰亨豫大”，即三代之治或圣人之治。

但是，如正文所论，到了宋哲宗亲政与徽宗的时代，这些理想在实践中都异化了：一道德同风俗异化为政治清洗、思想整顿;圣君异化为神降;圣治异化为以祥瑞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形象工程。

传统上一般也会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原样”，把徽宗和蔡京之新法视为“变态”，但这更多地出于道德批判，从北宋晚期的历史来看，所谓的“异化”并非对原初理想的“反动”，而是处在其本意的延长线上。

目标与口号并没有变，而是实现的手段、路径改变了。说到底，如果原初的理想成为一种具有统御力的政治话语、价值观而无法被放弃，再加上这种理想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而实现的时候，异化就发生了，而且逐步深入。

因此，北宋晚期政治史的特殊性就在于：系列的政治变革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上述士大夫所提出的理想政治设想，体现于王安石“法先王之政”、司马光建设“亘千万年无颓坏”之政治体的主张;

更体现于“致君尧舜”、“一道德同风俗”、“丰亨豫大”等政治口号。因此，在当事人看来，政治上的更革应该达到终极目的——虽然众人并没有一致的解释，因而也不断生发出各具特色的政策、法度。

作为对比，此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等人所提出的目标不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完全构不成一种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

而另一方面，学界已有的研究也说明，徽宗时代确实也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危机。既然如此，即使没有北宋的突然崩溃，徽宗时代本身已经处于一个新一轮调整的临界点，因此不能把南宋时代政治*的变化、理学对政治和社会的新设想完全视为北宋突然灭亡的结果，它同样也是北宋晚期的后续。

宋史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陈旧又有吸引力的话题：宋代到底是一个皇权虚化还是皇权加强的时代？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承认“皇权”有一种固定的演变趋势，而且承认皇权是“一个”自足的研究对象。

近来有研究根据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指出，中国古代的“皇权”呈现出权力(power)递减与权威(authority)增大的趋势.作者所说的皇帝权威，其实即其一直强调的“象征性”皇权。

北宋晚期政治的演变也说明，对于君主权力的探讨，确实不能将“皇权”作为一个笼统、含混的讨论对象，至少不能将两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一是关于君主权力操控的技术问题，或政治*问题;二是与皇权相关的观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