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前后 众将领不甘附逆纷纷辞职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率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于1937年7月28日夜间撤出北平。

在二十九军成立之初，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所以没有什么纷争。冀察政委会成立后，随着地盘的扩大，因利益纷争，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原先商定好的权力排序(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被打乱。此时一小撮汉奸*派，如齐燮元、张允荣、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唆使下，极力分化二十九军内部。时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主要驻防在天津周围，在北平北苑有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南苑、团河和北平城内也有一些部队。

在1937年5月时，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方纠缠，借机回山东乐陵老家，行前命秦德纯(因秦没有兵权)负责对日谈判，并令冯治安代二十九军军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见进攻受阻，转而以“和谈”迷惑冀察当局。到了7月15日，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在天津宋哲元的寓所开会，在对日战、和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由于二十九军将领意见不一致，使军长宋哲元左右为难，坐失反攻良机。等到大批日军陆续从关外开到平津附近后，形势已经是万分危急。虽然如此，7月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并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下令二十九军全体守土抵抗。后接到蒋介石给宋哲元的密电：“稳打三日……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毋退，*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这更加坚定了宋哲元抗战的决心。

7月28日晨，日军向北平南苑、北苑、西苑、黄寺、团河等驻军发动总进攻。驻平绥线“沙河保安队(该保安队属石友三部)附敌”，日军切断平绥铁路线，北平变为孤城。二十九军官兵不畏强敌，英勇抗战。佟麟阁、赵登禹于中午先后殉国，官兵伤亡惨重。下午三时许，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固守北平三日的问题。随后蒋介石接二连三致宋哲元密电，督促他及时赴保定坐镇。28日晚，奉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命的刘健群和戈定远秘密来到北平，见到了宋哲元、秦德纯及张自忠。宋哲元答应必到保定。刘健群、戈定远离平仅仅过了三小时左右，宋哲元就带领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等匆匆乘车离开北平赴保定。*撤走的第三十七师官兵沿途仍受到了日军飞机的跟踪轰炸。

二十九军的广大“留守”官兵坚决反对所谓“和平”政策，除前述李文田领导三十八师进行了天津反击战外，刘汝珍也率部突围。而原西北军将领也纷纷对所谓“和平”政策进行谴责。许多不甘附逆的人(如贾德耀、刘郁芬、田春芳、过之翰等)多以患病、工作结束等理由纷纷辞职或离开平津一带。

正当此时，北平方面得到了“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的率领下，向驻防天津市区的日军发起反击战”的消息。在这场天津反击战的同时，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两部在通县反正，将通县的日本间谍、特务大部分击毙，并抓获了“冀东防共自治*”的头目殷汝耕，准备送交宋哲元处(但宋已赴保，张等未见到宋。在通过北平城下时，殷汝耕被日军劫走)。

天津反击战和通县反正使日本军方大为惊恐。他们一直以为“留守的二十九军官兵”不敢轻易与日军作战，没想到才到7月29日，天津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抵抗。因为天津抗战的部队主要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所部，日军方开始怀疑“中国留守部队”的军事长官控制不了自己的属下。特别是通县反正后，日军方对平津地区有兵权的人都失去信任，老牌汉奸殷汝耕更直接被日本宪兵逮捕，追究责任。日方需要一个过去地位较高(在北洋时期或国民*中做过国务总理级以上的高官，下野后仍有一定号召力)、对日恭顺且没有军权的傀儡。

7月29日晨，北平各城门大开，“各处岗警均一律换三角符号，未带枪械，指挥交通”。一群没有兵权的汉奸开始粉墨登场——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潘毓桂一上任就完全站在日军方立场，召见新闻媒体，宣布一切抗日、排日言论为“非法”，又抄了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军政要人的家，遣散了阮玄武留下的“保安队”。7月31日，边守靖为代理天津市长，边氏于午后在进德社“非正式就职”。*的李景阳随之就职天津警察局局长，警察一律改穿黑制服(国民*规定警察夏季制服是黄色)。李景阳还立即召开各*长、特区主任会议，派着黑衣警察值岗，甚至帮助日军将零星“保安队”缴械。到8月2日后，日军方开始操纵分别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直接指使汉奸办事，“诸事皆由汉奸操纵”。8月3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期不到会”为名，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8个人一律开缺，“聘”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为委员。

8月4日晨9时半，日军开入北平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区。8月7日，《北平晨报》上登载了张自忠的声明，说明已于6日将“所有三职务一并辞去”。平津从此进入漫长的8年沦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