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

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至迟到19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

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张德彝：《航海述奇》)

本来只是大清水师官用的三角龙旗，放在国外的语境中，被商人这么一借用，马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功能转换，摇身一变为标识产地、区分国别的符号。

1868年，张德彝再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在波士顿，有本地官员来迎，先在城内周游，“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有举中国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

七月初七(8月24日)至坎布里奇，当地官员来迎，“车过时男子免冠，女子摇巾，群呼庆贺。更有女子掷花车内者，花上系笺书‘庆贺中华’四字。缓行数十里至会堂，堂前挂大清龙旗，高悬匾额，文曰‘慰望庆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1888年，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接到关于确认四方龙旗作为国旗的咨文后，上了一折《奏请定国旗形式片》。从张的奏章中可以看出，美洲地区的华商很早就开始悬挂龙旗。虽然这种做法不被大清官方认可，但这些华商显然很能处理关系，每逢节庆，辄高悬龙旗，很给大清国和大清使臣面子。

张荫桓说，既然现在有了四方龙旗，那就干脆把三角龙旗给那些商人用好了。这一奏折大概起到作用，很快得以实行。其实对于商人来说，关键是得有一面方便经商使用和身份认同的旗帜，三角或者四方，对他们并不重要。后来的历史证明，海外华商直到今天还在许多仪式场合使用三角龙旗。

中国商人也只有在天高皇帝远的异国他乡才敢挂挂龙旗，回到国内是断不敢如此冒失的。因为龙旗本是皇权标志，一般商民不能僭越使用。许多华商进行海外贸易都只能在其他国家注册，悬挂别人的国旗。1901年，丘逢甲尚在诗中叹道：“我工我商皆可怜，强弱岂非随国势。不然十丈黄龙旗，何尝我国无公使。彼来待以至优礼，我往竟成反比例。华商半悬他国旗，报关但用横行字。”

个别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赐，“恩准”悬挂龙旗从事商贸活动，在当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据王照记载，义和团运动之后第三年，北京城开始有商民使用龙旗，但也是因为与慈禧扯上了点关系。“李家为京北一带镖行头领，富而侠，迎请(太后及皇上)驻跸其家，任粮草捍卫。

壬寅(1902年)余遇其保镖之武士于汤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时，尚身着蓝布衫，亦奇观也。李家镖车高插黄龙旗，云是太后所赏，是时国内商民尚无插国旗之例，以为异数。”(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从1909年《图画日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类广告龙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