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

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

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

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

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

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

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

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

至迟到19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

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

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

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

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

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

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

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

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