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反腐 不打“老虎”只抓“鱼虾”
有国家的地方就少不了贪污这点事，哪怕你品德很高尚，可能也抵抗不了金钱的诱惑。所以反腐就成了每个国家严抓的问题。当然对待反腐，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做法，民国时期反腐的做法是：不打“老虎”只抓“鱼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这是民国时期一首颇为流行的讽刺国民*腐败的打油诗。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积攒多年的腐败之重和民众的怨声载道。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时期只有从1911年至1949年的短短38年，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是，也正是在这段转型的“中华民国”时期，贪污腐败猖獗不息。
总统带头贪腐
北洋军阀*时期（1912——1927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无论是在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际行动中，对贪污腐败行为，都采取了打击措施。
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根本大法的频繁演变所造就的总统*权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从*到地方的军人*等等状况都表明，*本身造成的权力不受约束，决定了当时*的反贪斗争不可能真正获得成效。
这一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纵容甚至参与各种“陋规”的分配。“陋规”是一种不正当的违法收入，从清代传承下来的各种“陋规”，在民国时期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各层官员有之，甚至总统也参与其中。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成立后即开始制定宪法，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依照“天坛宪草”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议会政治、三权分立。但由于试图通过国会和内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遭到袁世凯的反对，他决定直接干预宪法起草工作。
最终于1914年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变形成为：实行总统独全制，取消内阁制，设国务卿和参议院协助总统处理政务，并取消三权分立制。这样，就从根本大法上破坏了宪政精神和反对贪污腐败的精神。
大发“国难财”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一般把1927年4月南京国民*建立，至1947年“中华民国”最后一部宪法实施前这一段时期，称为“训政”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华大地战争不断，先是南京国民*北伐，然后爆发了抗日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再次内战。频繁的战争导致中国政权不稳、经济受到严重损害，老百姓持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8年，南京国民*北伐统一后，*内部各方*的争夺又趋激烈。
蒋介石为夺取*领导权，削弱其他各派*，以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为幌子，提出了“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的口号。先颁布了1928年刑法典，该法典以《暂行新刑律》及之前各刑法草案为基础，参酌损益，愈加完备，但由于成立颇为仓促，条文过于繁复，实行效果不佳。随后颁布了1935年刑法典，该法典较之1928年刑法典对于反贪腐方面的规定更为具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时，全国各社会阶层和团体强烈要求*当局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开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全民族共议拯救国难之道。
但是在抗战时期，尤其是中后期，由于战局趋于平稳，在大后方，*专制*得以随之日趋加强，国民*各级官吏遂得以利用其手中职权，弄权贪污。
失去民心的政权
8年的抗争胜利后，*各级官僚到达收复区，在没有受到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各谋私利、滥用权力、营私舞弊，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如上海的当地人给予接收人员一个贬称——“重庆人”，并说他们只对五子感兴趣，五子指的是：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馆子。
当时的《*》在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呼吁：“我们现在不但要收复失土，而且去抚慰受创的人心，收复失土，千万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大权，施行币值改革、限制经济、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不过真正担纲的是其副手蒋经国。蒋经国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工作，他将自己的队伍派驻到上海管制区下的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并在上海等地张贴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财物折价之三成，作为奖金。并称对奸商速审速决，不予宽待。
经济改革近一个月后，物价明显稳定下来，上海的舆论对此评价很高，而蒋经国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要扭转颓势，必须要扫除腐败*。
随着“打虎”失败，几个月后，金圆券就成为废纸，反倒成了*攫取老百姓财富的手段。“经过币值改革，把老百姓的金银、外币都换了金圆券，瞬时间兑换了金圆券的老百姓变得一无所有。这样一来，蒋介石连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失去了。”
1949年初，由于国民*的政治、军事、经济出现全面崩溃，为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
这总统带头贪污难怪反腐之风没有成效，只是查办小官根本起不到作用。所以人民抱怨，人心不齐，总统自然就*了。所以对待反腐这件事情，还是得严厉点，再就是要起带头作用，这样才能够起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