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揭秘胡适一生中的三骂蒋介石

1929年胡适一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

*当局对待胡适的态度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在“*运动”中，当胡适对*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指名道姓地责骂蒋介石时，*内当然也是群情激愤，尤其一些中下层党徒更是咬牙切齿，纷纷呈请“辑办”胡适，甚至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并掀起了一阵围剿胡适的言论狂潮，把“反革命”、“X党”、“反动”、“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种种帽子一股脑儿地扣到胡适头上。国民*也饬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并迫使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从这一方面来看，当局对胡适们的批评也是压制得十分厉害的，以致于曹聚仁认为“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些”。但胡适与当局的严重对立并受到当局的大力打压，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即便在胡适与当局的冲突最紧张时，他也与当局的核心层之间有着一种“感应”与“对流”。沈寂在《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一文中，对此一方面的情况论述较详。下面参照沈寂文章，聊举三例：

其一、胡适1929年5月发表《*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6月间召开的三届二中全会所公布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第二项即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这里强调了*执法是为了“保障*”，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适建议的实质。所以胡适在6月19日的日记中说*此举“与我的《*约法》一文有关”。

其二、胡适在1929“*运动”中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的长文，从文化复古、压制思想*等方面论证了*的“反动”。胡适说：“我们至少要期望一个革命*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引按：在此即指白话文)。------但是*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并指出“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是反动的”。文章最后要求“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胡适此文语气激昂，大有戟指怒斥之态。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适所谓的“鬼话文”而改用了白话文。按沈寂先生的说法，“这个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举动，无疑也是国民*对《新文化运动与*》一文所作出的反应。”

其三、胡适对*当局的批评，或者说，胡适对*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书”的方式进行。胡适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要人，对他们的言行直言指责，并正面提出应该如何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胡适也与鲁迅显出重大差别。)而他的意见也时被某种程度地采纳。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沈寂先生研究，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社9日电，报导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事，他说该手令是“命令行营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党部，非*。我的手令如何能给*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记)。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说：“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民国之大责任。’甚至说‘我们不反对一个**用全力戡定*’。”

胡适对*和蒋介石的“骂”，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对方所接受，说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最上层，对胡适的“骂”并未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当局对胡适言论的容忍就是无限度的。我们知道，对*政权，胡适的态度是保存、合作、对抗。保存，即意味着反对旨在推翻这个政权的任何行为，尤其是暴力行为，说得具体说，即意味着当*的“暴力革命”令蒋介石头痛万分时，胡适坚决站在了蒋政权一边，以自己的“道义力量”支持着它。这是胡适自定的底线。而这也是当局对胡适容忍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胡适的“骂”再尖锐激烈，也能让当局感到一种“善意”，一片“苦心”。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最高当局，虽然也必然时时感到胡适的“忠言”很“逆耳”，但他们同时也十分清楚，这毕竟是“忠言”，不能与鲁迅寒光闪闪的“匕首投枪”混为一谈。这样，即便胡适的言论“过火”些，甚至不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最高当局也能容忍了。当然，这里的所谓“容忍”，是指不采取通缉、逮捕、暗杀等措施，至于默许甚至怂恿中下层党徒和报刊对胡适进行攻击、谩骂，甚至指使有关职能部门出面对胡适发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以蒋介石为首的*当局，能在相当程度上容忍胡适的批评，当然也与胡适的批评总是从正面出发，总是能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有很大关系。对于胡适的正面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人，通常表现出很重视的姿态。“*运动”时期，就在中下层党徒对胡适表现出忍无可忍的激愤时，“国舅”宋子文却约胡适晤谈，请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在后来的生涯中，胡适与蒋介石等当政要人直接对话沟通、当面建言献策，更成一种常事。蒋介石们这样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争取胡适们支持的用心，当然，也不无听取意见的诚意。

鲁迅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解释起来比较容易。而胡适为何“敢”这样做，要说清楚则稍稍困难些，因为胡适与*政权的关系，较之鲁迅要复杂得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同观念的矛盾和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争或暗斗。而胡适们之所以能尖锐激烈地批评*，甚至“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也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内部的思想和权力纷争，正如沈卫威先生所说，“是钻当局的空隙，利用了*内部的矛盾”。沈卫威的书中，对“《新月》背后的政治关系”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赘述。

我知道，我并没有把鲁迅的不“敢”和胡适的“敢”说清楚。好在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很具体的问题，而是鲁、胡两个同时代有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姿态和政治取向。——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在台北，我花了两个上午时间采访王志维。王先生当时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有人称他为馆长，有人称他为馆主任)。王志维抗战时期就到了中研院，编制原在史语所，跟胡适交往甚多，是胡适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胡适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维管理;王志维的太太张彦云常替胡适缝补衣扣，胡适极为感谢。1961年11月15日，中研院总务主任薛世平患病，请求辞职，胡适想把王志维从史语所调出，接替薛世平的位置。11月18日，胡适给当时代理中研院院务的史学家李济写了一封信：“昨天薛世平兄有辞去总务主任工作的信给我，我想调王志维兄为总办事处秘书，代理总务主任。我盼望老兄能同意这办法。我观察了志维兄三年之久，觉得他有才干，有操守，又有好学的热心。所以我想请他担任这件很麻烦的工作……”

1958年胡适二骂蒋介石：“总统”对我的夸奖是错误的以下，是王志维口述的史料，谈及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胡适跟蒋介石关系本来很好。胡适在美国当寓公时给*史学家李济写过一封信，希望自己出资，在台北南港盖两间小房，以便利用中研院的资料，并借助中研院一些青年学者的帮助，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两部著作《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蒋介石得知此事，立即责成*“总统府”的秘书长张群过问此事，立即拨款为胡适盖了一栋小洋楼，配齐家具、盥洗用具，其中很多都是进口货。

1958年，67岁的胡适跟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这一年的4月10日，胡适就任**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前往祝贺并致祝词。蒋的发言稿是由陶希圣起草的，讲话中除把胡适大夸一通之外，又大肆鼓吹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不料胡适有些“不识抬举”。他当场反驳：“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些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胡适还借机*的传统文化。他说：“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胡适当场反驳蒋介石，使在场的人听得目瞪口呆，从此胡蒋之间加深了隔膜。事后有些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态度有些过分。胡适不接受，说：“我跟蒋公是老朋友，顶他两句没关系。”不久，蒋介石来电话，要找胡适开诚布公谈谈。胡适对朋友们说：“好极了，‘总统’要来中研院，我们大家一起跟他谈谈。”不料这回蒋介石的汽车开出不久，就有电话催他折回，说有紧急公务，胡蒋之间于是失去了一次开诚布公的机会。

1960年胡适三骂蒋介石：“总统”没有出过国

1960年7月，胡适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至10月中旬才经日本返回*。在此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雷震案。胡适的友人雷震因试图在*组织反对党而被捕，罪名是“涉嫌*”;他担任发行人的《*中国》杂志也被查禁。胡适对蒋介石的*行径感到“大失望”。当年11月15日，胡适要求见蒋介石，汇报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见是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安排的，当时的气氛相当紧张。首先，蒋介石安排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半，也就是午饭前的半小时，说明根本没有恳谈的诚意;其次，蒋介石以前都是单独接见胡适，这次会见时一左一右站着两位便衣，杀气腾腾。蒋介石抢先谈到了雷震问题。他说：“我对言论*，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的间谍，‘*’不能不办他。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的‘*’。”胡适说：“今天‘总统’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受不了。1949年4月，我对美国记者说，我愿用我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十一年前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也许我的道义不值一文。‘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五十分钟，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胡适生前跟蒋介石的这两次正面冲突，实践了他的人生格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