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凋零 摄政王载沣为何没能挽救大清朝？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他的亲弟弟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载沣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人说，光绪在被*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象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确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告密勾当，光绪也因此被*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看来，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载沣当时正忙着接懿旨，然后赶紧把三岁的儿子溥仪送进宫，这事已经够他忙的了。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何况，载沣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反正载沣上台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在新政以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他的*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旧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惟他袁世凯的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太平军一起，满人竟然已经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清廷的政权也开始软化。乱世当众，偏偏那些满人亲贵还不争气，在朝廷中占据高位却找不出几个能做实事的，这朝政当然搞不好。所以，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便直指满族亲贵，幸好老佛爷英明，及时扼杀了这场改革运动。可笑的是，那些愚昧的亲贵们后来又乱出昏招，结果导致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侵华，险些葬送了清王朝。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党羽甚众又年富力强，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他们建议载沣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异日*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溥伟都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手刃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为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老太后在前两年已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更何况，处置一个位极人品的军机重臣，必须要经过军机大臣们的同意，其所颁上谕也须有军机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得和张之洞商量下。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听后，长叹一声。张之洞是汉人大臣，年纪又大了，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为此稳定的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也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它，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1909年1月2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象往常一样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这一天，当袁世凯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的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和亲信召来商议对策。亲信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我们的人。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的收拾行装，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让袁世凯万可来督署，万不可让人看见。
袁世凯正在生闷气之时，杨士骧的亲信来了。他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便决定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当时北京的袁府更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主持军机大政的张之洞直到听说袁世凯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紧张之余，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和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象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人这样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的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载沣集团都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奕劻&袁世凯集团。
载沣集团和奕劻、袁世凯集团之争，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奕劻&袁世凯集团的首领和后台是皇族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正如末代皇帝溥仪后来所说：“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溥仪先生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扳倒了袁世凯后，载沣首先要抓的就是军权。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由此，载沣得出一个结论：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兵权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他回国后，反复向慈禧太后强调了这个观点。于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陆军贵胃学堂于1905年成立了。这所学堂主要招收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子弟，当时载沣带头入学，他的弟弟载洵和载涛也跟着进了学堂。另外，还有溥伟等人，当时都是这个学堂的学生。
不过，陆军贵胃学堂开学之后，载沣哪有时间去上课，不过开学典礼出席一下而已。载沣尚且是这样，其它的人那更是没法管了。《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个贵胃学堂的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是王公贝勒或者宗室子弟，所以他们的用餐都要按照规格并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每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下面的人立刻会遭到喝叱，甚至当席飞盆掷碗，一片狼藉。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惟命是听。更搞笑是，学生每日到堂，必须要由教习派人去请，有的时候甚至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来的时候又正好是中午的吃饭时间，于是到了便喊“上午饭”，吃完竟然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这哪里是什么贵胃学堂，简直就是戏园子。
载沣接班刚满一个月多一点，便下令建立“禁*”，也就是主要用来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士兵，并兼从闲散宗室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由载涛、毓朗和铁良担任训练大臣。两个月后，载沣又下令重整海军，并指派善耆、载泽、铁良妥为筹划，而真正海军出身的萨镇冰却只是名列第四。
1909年7月，载沣又特意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一是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但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二是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襄助摄政王的一个专门机构，并指派载涛和毓朗负责;三是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另外，载沣还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第一协统领官。当年8月，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当年12月，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如此以一来，陆海军都归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主管了。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发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在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而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谘处，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
更要命的是，载沣以为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弟弟手中，便以为万事大吉，皇位永固;可问题是，载涛和载洵这两个陆军贵胃学堂的毕业生，哪里懂什么军事！比如载洵，他见七弟载涛做了大臣，他便也吵着要做海军大臣，还说是继承先父遗志(老醇亲王奕譞是主管过海军衙门)，载沣拗不过弟弟，只好让他去做。
载洵和载涛两兄弟，本就是生于富贵的纨绔子弟，他们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开开洋荤。1909年秋，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海军;1910年春，载涛则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来一看，七弟载涛比他多去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那不行，于是他在1910年的夏天由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这两皇叔这回算是见大世面了，他们从国外带回来大量的礼物和洋货，可谓是满载而过，满心欢喜。
载沣虽然重视满人，但他的圈子有限，用来用去结果变成他三兄弟主政了，其它有才能的满人他也弃之不用。比如前面说的溥伟老侄，载沣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将他派到禁烟大臣的闲差上去;还有溥伦，这是咸丰大哥的孙子，也是近支，载沣也只是将他派到变通旗制处之类的部门，未见重用。一直到1911年，溥伦才混上农工商部尚书的位置，可惜也没几天官做了。
载沣弃用贤才，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铁良。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本是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又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而且当时也就四十来岁，但这样一个老资格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让他去给载洵和载涛两个啥也不懂的小年轻做副手。这还不算，1910年秋，为了给弟弟腾位置，载沣干脆找了个借口，把铁良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一脚踢了下来，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象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的祖父伊里布曾任过巡抚、总督，他们家对大清可谓是忠心耿耿，良弼从小就学习优良，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第一协统领，不可不谓是大材小用。
当时皇族还有载泽，他本来和载沣关系很好，又是姻亲，而且曾经出国考察，论才干大大超过了载洵、载涛两兄弟，但载沣也只是让他做个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对载沣说，“你要不听大哥的话，老庆(奕劻)就要把大清*断送了！”但是，载泽的很多提议载沣都没有采纳，而只是一味敷衍。
载沣之所以没有听载泽的建议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担心北洋派难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务部，他又怕外国人干涉。要说起来，铁良被弃用也和奕劻有关系，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他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扫清道路。不过，载沣虽然不敢用对付袁世凯一样的手段扳倒奕劻，但却一步步削弱奕劻的职权。
但是，奕劻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奕劻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很多事情没有他出面就办不成，正如当时所传的一句话，“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护着，载沣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护着奕劻，据说是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的时候，奕劻请在诏书中加兼祧(光绪)皇帝一语。慈禧不答应，她只想让溥仪给同治嗣位。奕劻跪请再三，慈禧这才答应。于是溥仪是承继同治并兼祧光绪。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兼祧光绪，那隆裕太后就没有名分，在宫里什么也不是，也做不成皇太后，命运是很悲惨的。因此，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当然不会让载沣去扳倒奕劻(也有说兼祧之议是张之洞提出的)。
总的说来，经过这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朝廷中看起来是占了点优势，但效果未必很好。一来载沣这个人做事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那种，做人也比较软弱，敷衍拖沓之风，比之慈禧太后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来这多年的贪污腐败之*积习，即使载沣想去整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欢贪权恋财，经常对载沣多方为难，有时候还摆出太后的架子，将载沣找去数落一顿。对此，载沣也是表现软弱，一再迁就。正如载涛说的，载沣“遇到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正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授予他们*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就连载沣任用的那些少年亲贵也各立门派，互相倾轧，譬如载洵与毓朗为一派，载涛和良弼为一派，彼此内耗不已。
一言而蔽之，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
载沣是不想做摄政王，但他何尝不是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