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闻女人小脚犹如花香 康有为送知足常乐横幅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鸿铭”是字。辜把自己一生概括为“四洋”：“生于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曾想刻一枚图章，刻上这四句话，把康有为“周游三十六国”闲章比下去。

南洋辜姓源自陈姓，为宋朝福建泉州同安渔民陈敦源后代。陈敦源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落户，成为开垦槟榔屿蛮荒地的华人前驱。陈罪疚之心难以释怀，故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辜鸿铭即系这支辜姓后人。辜鸿铭曾祖父辜礼欢，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为地方居民行政首脑——甲必丹（Captain）。辜鸿铭之父是橡胶园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还能讲英语、马来语。其母是葡萄牙人，能讲英语和葡萄牙语。作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不过他写字不太熟，后来的北大学生都发现辜鸿铭有一个弱点，“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

辜深得其父好友、英商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其学业做了周密安排。14岁时，辜汤生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爱丁堡大学就读。辜早年学外语时靠一个“背”字，义父布朗先生在教他学德语时，让他把歌德长诗《浮士德》背下来。学英语时，则背莎士比亚37部戏剧。直到老年，辜鸿铭仍能一字不漏背诵弥尔顿六千行无韵长诗《失乐园》，学生凌叔华曾亲耳聆听，五体投地。辜氏记忆法，谓初为感动（impression），次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有人请教记忆力何以如此之好，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10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伦敦。始终长衫马褂，留着辫子。有天，他坐电车上，故意倒持伦敦泰晤士报，几个英国人笑得前仰后合。辜这才用纯正的伦敦腔把整段文章念出来，并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看，一点意思没有！”车上人都惊呆了。

1877年，20岁那年，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学习和考试，得硕士学位。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旋赴意、奥、德游学。取得德国柏林哲学博士学位后，转赴巴黎。掌握十来门外语，并获得十几项文凭。此时其父母已先后下世，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

辜英文极好。著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终生与辜鸿铭为敌，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初德国人举办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人的掌声。孙中山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其二伍朝枢，其三陈友仁。”还有半个大约是王宠惠。

辜鸿铭赞成中国私塾教授法，认为小孩子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到背诵如流水的地步，以后自然融会贯通。他曾感叹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有人问他学外语方法，他说：“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根基。”

20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出席华府会议。酒会上，一个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问：“like soup？”（喜欢这汤吗？） 辜鸿铭礼貌点头。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场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腔调，低声问那女士：“like speech？”（喜欢我的演讲吗？）

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在北大教员休息室，无意中看到这个头戴瓜皮帽的土老头子，不觉发笑。辜鸿铭并不生气，他上前用纯正英语问他大名，教哪科的。英国教授一惊，忙答：“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改用拉丁语与他交谈，洋教授语无伦次。辜鸿铭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

1881年岁末，汤生偶识马建忠，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大转变，倾心祖国文化，决心学儒，即来到华洋杂处的香港，埋头苦读中国经典，写就《中国学》，概述了西方19世纪以来的汉学发展情况，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们的学术不足。此文在《字林西报》连载后，他赶到上海请教马建忠，未遇，乃在一课堂旁听四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这句话，给汤生留下至深印象，遂借用“汤之盘铭”句，取字鸿铭。鸿者，大之意。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回答：“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无词以对。

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仅仅支付20美元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辜鸿铭得知，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财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

辜鸿铭尊敬慈禧太后。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血洗京城，慈禧逃到西安，洋人声称要惩办祸首，慈禧惶惶不可终日。张之洞和刘坤一照会洋人必须尊重两宫。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篇《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转给英国首相索尔茲伯里勋爵、德国皇帝威廉和俄国沙皇。半年后，又寄给《日本邮报》公开发表。他说慈禧“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绝不是专制*君主；“开始花钱修建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在她将权柄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民、伟大的*的人民，提出想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那么过分的要求吗？”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爱国之情，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十九世纪末，欧洲刮起了“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美国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武昌首义爆发后，辜鸿铭在致《字林西报》编辑公开信中称辛亥革命“是一场*”。他反对革命者排满，“真正的障碍是治体(国家)缺乏活力，和当权者们的无能。除此之外，在治体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寡头政治集团所形成的障碍，突然造成了血液循环的中断，从而导致了一根血管在武昌的爆裂。但满人并不是造成这一障碍的原因，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才是导致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他还感歎：“在我上海的文人学士朋友中，我恐怕是现在唯一一个仍然绝对效忠于朝廷的中国人了。”

1911年冬天，前清状元张謇和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入伙为袁世凯效力，两人宴请辜。席间援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试图以此说服。但辜鸿铭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我命应当不得志。但你们两人，难道一个人是“土芥尚书”，一个是“犬马状元”吗？说完把酒杯一扔，扬长而去。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努力向*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做翻译。辜狮子大开口，要六千银元。银行团考虑到他是难得的语言天才，只好答应。辜鸿铭对金融人士没好感，后來說：“所谓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地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

20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欣赏小脚美妙，也有其一套奇论：西方女人总是以掩藏她们的乳房来突出她们的乳房；日本女人则以掩藏其下腹部而突出其下腹部；新几内亚女人则掩藏起她们的双腿；萨摩亚女人藏起她们的肚脐；阿拉伯女人掩着她们的脸部；中国女人却把双脚藏裹起来。掩盖得越深，越令人着迷。辜鸿铭喜欢妻子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他就会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足放到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辜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吾妻小脚，乃吾兴奋剂也。”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1904 年，辜鸿铭日本小妾吉田贞子去世，辜亲铭墓碣“日本之孝女”，并有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辜鸿铭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有外国记者问：“先生认为应怎么稳定中国政局？”辜回答：“办法很简单，把座中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中国政局就会安定。”在座大员面面相觑，不敢接口。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有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其光头，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以为遭遇了黑道老大，乖乖点着辜鸿铭的烟锅。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能看懂的也仅属浅显一类。最后，辜鸿铭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在德不在辫》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说：“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那么这顿饭大家就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发表《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出版。又引起巨大轰动。于是在洋人中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辜鸿铭将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对比，凸显出中国人之好：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够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够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缺乏的灵敏；所以，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清史稿》这样记录辜鸿铭：“辜汤生，字鸿铭，泉州惠安人。幼学於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

辜鸿铭主张复兴中国礼教。说：“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也就是说只有中国能拯救世界。

辜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太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后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辜鸿铭在北大课上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