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最信任的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精神代沟
蒋介石一生，极重精神修养，自身修身如此，对其最赏识的下属也不例外。作为蒋最信重的部属之一，蒋指导陈诚，可谓尽心尽力，在修身上极下工夫，期许也非常人可比：“甚望吾弟克自砥砺，准备一切，以为最后定国之用。” 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差异，陈诚对蒋的指导并不完全认同，双方关于修身及传统思想的微妙互动，颇具意味，是观察蒋介石精神世界一个有趣的案例。
1930年代的*内，陈诚可谓少年得志，年少气盛，当属常情，所谓“外间声闻过誉，而不知自检自戒，无形中生长骄心”。 陈诚之骄，在*中颇引物议，蒋介石也多所注意。为克制陈诚的虚骄之气，使之不致恣肆放纵，蒋介石数次致函陈诚，“戒其骄矜”。 先是在电文中迂回批评：“十八军声誉雀起，固为可慰。据一般观察，上下官兵已养成骄矜之气”， 把整个十八军作为批评对象，避免直接刺激个人，但其真正所指其实双方都应该十分清楚。对此，陈诚不以为然，回电说：“九一八事件发生，而各官兵敌忾之情，不可终日，言行之间，不无激烈之处。外间不察，谓为骄矜，致劳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对于赤匪，无不谈虎变色。此种情态，殊为可虑。职每以赤匪绝非三头六臂为言，期能转移一般人之观感。” 这等于间接反驳了蒋介石的指责，澄清蒋所谓骄气其实乃官兵之盛气。接到陈诚回电后，蒋介石不再客气，直接指出其所认为陈诚骄傲之处：
近来与弟相晤对语，别后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以你所言者，总括之，几乎天下无可用之人。换言之，即以无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间也。此为任大事成大业者，最不可有之缺点，亦即自满骄败之起点……中年之人，如能于韬光养晦之句，时加注重，则犹可及时蓄锐，以收后来发扬光大之效。
对于蒋介石不留情面的批评，陈诚内心五味杂陈，在家书中他强调的是蒋介石对他的期许，写道：“接蒋先生一长函，大意说我看不起人矫骄，非任大事成大业之道。但其望我之切，无异形于言表。” 多报喜、少报忧乃人之常情，何况蒋对陈的期望确属事实，这样的反应并不为过。至于对蒋介石本人，陈诚回电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面不得不承认蒋的指责，表示：“骄气一节，在他人或系出于猜度，然职追随钧座有年，而职之个性学力，无不在钧座洞察之中。今以是砺职，闻之不胜惶恐。嗣后惟有切实悛改，以期无负钧座知职之明。”同时，他也不甘心就此认错，强调：“职亦不欲为羊公不舞之鹤，重辱教命也。” 因为是蒋所言，所以陈不得不概括承受，但陈对蒋介石的韬光养晦那一套教诲并无思想的交集，他更要强调自己不是无能的不舞之鹤，潜台词其实不无能者遭怨之意。
陈诚口是而心实非的态度，蒋介石自是心知肚明，无奈之余，只有祭起自己最心仪的曾国藩、王阳明的旗号，以开导陈诚于万一。他告诉陈诚：“如稍有暇，应将曾胡各全集及王阳明、戚继光诸书再看一遍，则养气断事，必有长进也。” 1933年2月，他致函陈诚，告以：“身临江右，更觉阳明之学为可贵也。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并望注重阳明剿匪时之精神与方法。此固当时匪类智识不如今日赤贼之盛，故消灭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养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来成德立业，而能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从修养精神为基础。以修养精神者，绝非可即当唯心论者看待，而鄙视之。”蒋以自身为鉴戒对象，循循相诱：
凡宋明以来，成名之大儒，无论其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养而臻于实践之力得来也。故望弟对于存养省察、谨言慎行之端，须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颇矜持不群，轻弃收敛，至今思之，皆为好誉徇外之心所驰，而毫无把握，更无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时注意，不可放过，则德业有基，不患功业不立也。其实，戒慎恐惧功夫，朱熹较之王阳明更多强调，但蒋多有重王轻朱倾向，所以仍以王学为重点。在信的末端，他还不忘问及：“阳明集抚州有买否？南昌亦可寄来也”，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对于蒋介石的指导，陈诚似乎并不十分领情，其复函颇堪玩味：“职学殖荒陋，于阳明学说，虽曾研习，然始终不敢自信。何则，以总理之遗教，深入肺腑，其它无论何种理论，皆难有所超越。明知不合治学规范，然僻性难改，亦属莫可如何，此应陈明钧座者也。至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为职生平所服膺，窃愿于义于文，两无所蔽(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 陈抬出孙中山来抵制蒋介石对王学的推介，这在*的话语中自是无懈可击，但说者听者当然都不会不知道这背后的潜台词，而且，陈诚意犹未尽，就在传统思想的框架里，他也要提醒蒋介石：“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 既指出阳明的不足，也提示蒋介石朱子的存在。
在*人中，陈诚是代表新派的青年军人，国民革命时期接受的革命理想教育在他心中有深刻的烙印，“围剿”期间在部队驻地中学演讲时，他曾大讲“中国社会种种的罪恶，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当时他曾在家书中告知妻子：“我讲的话，青年们我相信当然欢迎的，但是党国要人们听到，恐怕要加我反动的头衔呢。不过，我相信我的总司令是十二分相信我，绝对不会有丝毫怀疑。我也管不了许多，要讲还是讲我的。” 对于蒋介石张扬传统思想的举动，其内心并不以为然。当蒋介石要求其阅读曾国藩、王阳明著作时，陈诚的回复是：“虽读戚王曾胡之书，实际只可供参考资取法而已。若须与往哲精神同游，无论在事实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盖勉力学之，终难避画虎不成之讥也。职除受总理遗教之熏陶外，固无一事不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也。” 1933年初，陈诚所部在第四次“围剿”中遭遇挫败，蒋介石屡电陈诚，一方面以精神修养相戒，另方面则敦促陈诚研习传统兵书：“近日战况处处陷于被动。弟必烦闷愁虑。望详读孙子，尤须注意其地形篇。并嘱赵、罗、吴等各军长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坠势，再振士气也。” “今日中路军之战况，处置之道，应照孙吴兵略问答中第一篇之散地原则行之。惟此书各篇问答实为我剿匪军唯一之要典，而于进剿军进剿时所遇各种之情形与处置尤应服膺也，望督促各军师旅团长时时勤研。” 4月9日，蒋介石长函陈诚，指点军事部署之余，与陈谈格物致知之理：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对蒋介石的上述指导，最能反映陈诚真实心理的，是其写给妻子的家书。1931年6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到：“下午蒋先生招各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在此百忙之中，蒋先生有此种精神，实可佩服。惟所讲我稍有不同意处，盖战术固有一定原则，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拘泥也。” 这是说得比较客气的。同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他对总座(顾祝同)就尖锐得多：“总座给我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江西全省舆图》，而且再三同我讲这两部书，对于现在剿匪的重要。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一比较其它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 其实，就了解江西实情而言，这两部书并非没有价值，或者说比蒋介石所推崇的王学及曾左等更具价值，陈诚借顾祝同大发感慨，其实不无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之意，锋芒所指当是此时与他大谈穷理致知之学的蒋介石。
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思想，蒋介石和陈诚间可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蒋有蒋的逻辑，陈有陈的思路，这或许就是蒋陈间当年的代沟。蒋介石的教诲在陈诚这里遭遇的命运显示，虽然蒋介石尚有一言九鼎的威势，但陈诚却未必会三缄其口。毕竟，时代在变化，即使是*内，对于文化的未来走向，也会有不同看法，蒋介石的老套修身主张，在其最信重的陈诚这里，就已经遭遇软性抵抗，其进一步推展的可能，大致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