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军政领袖陈炯明 近代力行联省自治的先驱

陈炯明，字竞存，1878年出生，广东海丰人，是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以当年*长期对孙文的顶礼膜拜，以及“党化教育”之需要，将这位受到广东民众拥戴的“定威将军”（章太炎语），斥之为“叛徒”和“军阀”，可见其中莫大贬义。事实上，陈炯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尤其主政广东期间，严禁烟赌，发展教育，提倡新文化运动，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实践，反对武力统一中国，不失为政治上的一种远大目光，亦因此，与孙文政见相左，最终决裂。从那以后，*史家对陈炯明大都“诬蔑诟谇”，*元老之一莫纪彭痛心疾首，尝言：“大多出诸个人之恩怨好恶，而各种批评之悖于史实者，莫甚于否定竞存献身革命之光荣经历。”若干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历史学者深受过度对孙中山个人崇拜影响，他们对陈炯明之评述有欠公允（1970年韦慕庭致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教授函）。

陈炯明于1933年病故后，广东流行过两首民谣，彰显公道自在人心，不啻于为其“辩冤白谤”，其一：陈炯明，陈炯明，请孙下野蒙了污名。是非荣辱后世定，可是你的政绩留在漳汀，你的功勋留在南宁，你的威严留在五羊（广州）。禁烟禁赌两功令，到于今，中国统一了，尚未有人敢来实行！

其二：陈炯明，陈炯明，请孙下野蒙了污名。是非荣辱总无凭，兹有凭者，是你的人格光荣，一钱不名，苦行一生，求知好学是你唯一怡情，爱国重乡又成了第二天性……（参见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上册，页1）。

七十多年过去，今人对陈炯明的评价和认识或有改变，尤其对他与孙文的矛盾及生死冲突，能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这自是理性的一种回归。不过，从历史事实看，陈炯明确又是一位复杂多面的政治人物：你说他是“军阀”，一生最注重的是“文事”，即如唐振常所言，“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你说他出资捐助*在广东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后来的政治取向又突然转变；你说他寄希望于在苏俄军事顾问帮助下改造军队，又极力反对“党治”和“党化教育”；你说他是孙*命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却坚决反对武力北伐，甚至认为选举“大总统”非在其时，请孙下野……尽管如此，政治经历复杂的陈炯明，当年主政广东坚守“联省自治”不失为历史的一种理性选择，“就20世纪上半叶而言，联邦制——‘联省自治’是统一和发展中国最好的道路”（袁伟时语）。

1920年以湖南省为首，西南各省相继展开“省宪运动”，广东社会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一方面是受到舆论报刊之影响，而另一方面，实在也是因为桂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护法军*在广州存在的三年多期间中，使广东省民有了痛苦的经验”（胡春惠语）。就陈炯明个人而言，除受到风潮影响之外，“且其在闽南之政治经验，也是鼓励其决心自治的原因”；再加上“护法已不足为号召”（陈炯明语），全国人民渴望的不是武力讨伐，而是“和平统一”。此时，北有遭指责的“非法”（第二届国会正式选出）总统徐世昌，南有“非常”（“非常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合法性遭质疑）总统孙文，当时舆情倾向，两极不已，惟清醒者这样认为：“南北*已完全破产：论法则南北皆非法，论人则南北皆不为国民所信，论武力则南北自身皆无本领以统一中国。欲解决此不死不活之局，舍实行联省自治外，更无其他比较妥善的办法。”

1921年春，广东省议会起草省宪时，作为省长的陈炯明“并驾齐驱的写了一个密约，题为《建设方略》”，此文件1922年5月首次在香港报刊公开，其中强调建立“地方分权”政制的必要性，即“徒以*与地方之权尚未规定，*恶各省之异，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不可收拾矣”（《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页325）。也就是说，“联省自治”的实质，并非是要破坏“国家统一”；而是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只有“废督裁兵”，选择“联省自治”的道路，建立一个有实权的*（联邦）*，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若如诉诸武力来“统一中国”，即以新军阀或拥有军权的党派来代替旧军阀，到头来，还是“弄成集权专横的局面”，这一政治远见，为后来的历史所明证。

孙文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出于现实考虑，开始也赞成“联省自治”。在宣言中称：“……今欲解决*与地方永久之纠纷，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但在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认同“联省自治”，或不得已，虚与委蛇，值得辨析。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中可以知道，孙文原拟实行总统制，因各方反对，遂改变方针，迎合各省潮流，组织联省自治*。在此之前，1921年4月18日政务会议，孙文将组织联省自治*议案提出讨论，经已通过，随即分电湘滇黔川各省，谓“近日各省已宣言地方自治，此实为目前救国切要之图。然各自为治，亦不可无首领以为之统率……”未多久，孙文即改变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反而认为：中国原来即是统一的，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陈炯明出于对孙文的深度了解，5月16日公开表示：以孙氏之所谓联省自治观，固消极也。何也？选举总统原以为援桂为目的，今日曰不援桂，而曰联省自治，其讳言也；抑真改弦易辙，以求琴瑟之调，此其消极一也……”（《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页346）。

陈、孙二人之争越发激烈，据当时报载（1921年9月20日）：陈炯明自始为主张联省自治之人，其中一个说法，他之所以不赞成“非常国会”之选举孙文任“总统”，就是担心对正在进行中的联省自治“大有妨碍”，而援桂出师，也是因其“取消自主，降服北廷破坏联省之局”。其时，陈炯明派代表奔突于湘鄂浙之间，“皆与联省之进行有关”。曾有一电致孙，“孙文一见此电大为愤怒。翌日即开政务会议，将此电提出讨论。均认此为陈总司令反对现在*之一种表示。而孙尤愤其电首列衔，绝无大总统字样，指为目无*，即欲下令诘责”。经胡汉民、汪精卫调解，以陈炯明现方督师在桂，此电文系省署发出，“陈氏或未过目”，建议“暂置缓议”而不了了之。此一细节，可窥“孙大总统”骄横之心态。1922年湘宪初成，发电文通告，陈炯明出电贺之，“而中山则无只字提及”，在他看来，“在西南尚未推倒北*以前，极不欲使联省自治之声浪弥漫于西南之境”。说到底，依是采武力欲解决南北之分裂，军事北伐自不可避免。平心而论，孙文在南方自立*，并以“大总统”独立一帜，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素，若从大局观，为南国计，不宜自乱，为国势计，不宜自戕，可事实上，却是“倒行逆施”。

及至1922年发生“6·16”广州围攻“总统府”、炮轰观音山事件，孙逃至海珠海军司令部。次日，孙文率永丰、楚豫、宝璧等军舰讨伐所谓“广州叛军”，因魏邦平部旅长陈章甫不应，又退回黄埔，陈、孙交恶于此公开化。以胡适当年的看法，原本“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之酿成“武装的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不曾上轨道”。但无论如何，当时舆情认为“这件事表露了南方内部的公开破裂，给联省自治运动一个重大的挫折”，和平统一运动终被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所压倒，而此一转折，对中国近代化方向的影响，可谓深远。

陈炯明曾对美国教授杜威说过，“中国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真统一’的问题”。在他看来，“北之军治，南之党治，皆违反共和原则”；进而批评道“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尤不在党，此理甚明，何以南北当局，死而不悟，非缺乏政治常识，即属倒行逆施……”客观地讲，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主要依据来自当时的社会现实，就广东而言，不仅物产丰富，“更有庞大的侨汇为其后盾”，在民国初年“各省皆穷的情况下，被认为是有着自力更生条件和最能实行立宪自治之省份”，正如当年驻北京美国公使雪曼向国务卿所报告（1921年9月16日）的那样，“南方*在广州设立一个极有效率和现代化市*，同时积极进行全省地方自治，他们宣布的主义是由‘联省自治’来建立一个联邦*。广东目前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页394），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李剑农也认为：“若要解决国内的争端，还是非用联邦的方法不可；这是国民团体的一般心理。”

从这一点看，陈炯明并非是一个“空想的理论家”，他的“政治理想”亦非毫无历史价值。事实上，他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复杂的中国南方社会，力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改良者”，尽管后来失败了，但“联省自治”作为近代中国一次良性建设尝试，在历史上自有深远影响，或能唤起今人的诸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