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用“国退民进”政策解决了西北边防后勤问题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

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财政也不堪重负。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

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

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