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库只有10元 孙中山为何敢批20万的军饷？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袁世凯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随后袁又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袁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莫理循记录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针对于此，骆宝善记录：“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谋求向日本贷款，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武昌起义事发，清*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褂，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打响起义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19世纪末，面临列强压迫的清*，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但是，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与清*的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政治“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的运作，在袁世凯*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在南京临时*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集权主义……*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本来，*集权与个人*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但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