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谁是向钱学森提出“搞导弹”的第一人？

钱学森晚年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那个时候，我爸在军事工程学院当院长，钱老专门去参观过。”陈知建回忆起父亲与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初识及交往细节。

在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最积极的是陈赓。而钱学森是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才一步步实质性进入高层视野的。

1952年6月陈赓从朝鲜回国，7月筹建解放军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1954年9月，陈赓到苏联观摩核战争中的实兵对抗演习，苏联国防部长把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送给代表团。陈赓说：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什么用？*接口道：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可以组织研制嘛！

当年国内奇缺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人才，陈赓向*等*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两位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罗时均、庄逢甘对陈赓说，钱学森教授原来是准备跟我们一起回国的，美国不准钱学森回国。他们说：钱学森教授是搞空气动力学的，在航空理论方面很有成就，他很愿意回国工作。

陈赓听了以后说，钱学森教授不仅有科学知识，是科学家，而且很有组织能力，他又愿意回国。我们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力量和办法，把钱教授动员回国。陈赓很快向周总理汇报了，总理非常赞同。

1955年1月15日，在*主持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上，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1955年10月8日，经中国*的严正交涉和*总理的精心策划安排下，钱学森教授冲破重重阻挠，终于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安排在北京住下。11月22日至12月21日，钱学森由朱兆祥等人陪同到东北考察。“先考察了沈阳、鞍钢、歼击机厂、发动机厂等军事工业，接着又去长春汽车制造厂参观，又提出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因为当时的哈军工是重点保密单位，所以接待部门立即向陈赓作了报告。陈赓听说钱学森要参观哈军工，连夜乘专机从北京飞回哈尔滨迎接钱学森。陈赓在欢迎词中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是敞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的，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可保。”

钱学森在哈军工的两天访问中，陈赓一直陪同他参观。在学院陈列馆，有许多从朝鲜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军飞机、坦克、带有无线电引信的炮弹等，陈赓笑着说：“这都是美国人的东西，保什么密？”

其实，有关钱学森的回国，早已引起陈赓的关注。钱学森从美国回到北京后，陈赓曾立即向*建议：哈军工有懂航空、火箭的专家和教授，也有教学仪器和设备，最好请钱学森去参观一下，听听他对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

在考察完哈军工后，陈赓把任新民、梁守等教授请来，在学院苏联专家俱乐部里同钱学森一起吃了顿晚饭。

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陈赓说：“好！我就等你这一句话了！有，我们就马上干吧！”

钱学森长子钱永刚曾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父亲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在往后的数十年漫长岁月里，钱学森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中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对这次会面，钱学森也一辈子无法忘记。“事后有人告诉钱老，我爸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他，他晚年回忆说我听了很感动。”

“我爸又跟彭老总说了搞导弹这事，得到了彭老总的支持。”陈知建回忆说。1955年12月26日下午，*在医院里约见了钱学森，陈赓和朱兆祥一同前往。彭老总紧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说：“欢迎啊！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火箭专家了。我请你来，也是向你请教的。射程为500公里的导弹我们自己能造出来吗？这样的导弹需要什么人力物力条件？估计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钱学森一一作了回答。彭老总说，我们不想打人家，但是我们应该具备先进的防御能力。

陈赓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那里汇报了情况。陈赓向叶帅提议，元旦、新年请客，请钱学森教授讲一讲发展导弹的问题。1956年元旦那天，叶帅在位于北京景山西侧的三座门*军委办公厅请钱学森和陈赓吃饭，钱教授介绍导弹和航空等方面的情况。席间，陈赓听说周总理也来到三座门，就建议说：“我们去见总理一起谈吧。”

对于这次会面，钱学森曾回忆说，“后来，他(陈赓)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蒋英)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不久，陈赓亲自来到力学所邀请钱学森，给在京的全军高中级*讲火箭技术与导弹武器。“当时，全军总部机关中级以上的*，包括老帅、大将们都被组织去听课了。地点在北京新街口总政排演场。一连讲了3天，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听的晕晕乎乎的。再后来，就成立了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当院长。”

钱学森教授后来写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所称的航空航天技术)，对中国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2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等会见了钱学森。2月21日，周总理审阅了钱学森的《意见书》，2月22日，周总理将《意见书》送*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

3月14日，周总理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为委员。5月26日，周总理再次出席*军委会议，代表**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周总理指示：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决定筹备成立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工作会议上，*军委召开过一个小型会议，将航空方面的专家、材料方面的专家召集开会。“我爸主持大会，他请钱学森在会上发言。钱教授在会上作了一场惊人的发言。”

钱学森说，“中国搞导弹比搞飞机还要容易。”当时，中国想发展航空飞机，因为抗美援朝的教训，希望通过航空飞机占据制空权。但钱学森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导弹，发展航空飞机固然重要，但赶不上发展导弹重要。

钱学森分析说，航空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的解决是靠经验，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飞机的材料是重复使用的，要能经受长时间的考验，比如10年、20年;而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棘手的材料问题，导弹的难点在于看得清，打得准。

当时二十多岁的何祚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说，听了报告，非常佩服钱教授，觉得他真是一位大科学家，真有远见卓识。

陈赓听完后非常振奋，他把会议情况汇报了上去。钱学森的这次讲话加速了中国搞导弹的进程。

1956年5月26日，*军委决定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归航空工具委员会领导。7月7日，国防部决定，导弹管理局改称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研究院改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五院是*军委下的成立命令，陈赓认为应该由国务院下命令，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一个独立的部级单位，对开展研究工作可能更为有利。周总理同意陈赓的意见说“应该这样”。

陈赓对五院的*配备非常支持，由他亲自抓，“包括试验靶场的领导*，我爸都要亲自抓”。

“我爸觉得建立一个单位，第一任领导*要选最好的，最优秀的。一个连队，要把连长、指导员选最好的，一个团也是一样，要把作风带好，领导*疲疲沓沓的，部队作风肯定带不好。五院要选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并愿意为科技事业无私奉献的*去，结果把军事工程学院的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调去当政委。”

陈赓不希望五院的行政工作干扰了钱学森。“导弹的加工需要有人去协调。还有就是研究院的行政事务工作，不能叫钱学森教授去管。钱学森教授是导弹研究方面的权威，技术方面由他拍板，行政事务工作由其他人去做。”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军委在广州开会，陈赓提出，“现在发现研究院有一种不正的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教授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呢？钱学森教授的精力是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钱教授提出的问题，你们只要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连让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

陈赓提出要去当5院的院长，去做好钱学森的“行政助手”。“军委领导考虑到我爸的健康原因，没有叫他去兼任五院院长，而是派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任第一副院长。”

陈赓大将“不要干扰钱学森教授，要保障钱学森教授的要求”得到实现。各分院院长主要管行政事务和保障工作，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拍板就算数，让专家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搞科学研究上。

对原子弹靶场的定点问题，一度选择在距离敦煌120公里处。在苏联专家的参与下，靶场选址已经获得了总参谋部的批准。陈赓认为，“这个地方不好”，离敦煌太近了，会影响到人民的安全，也不利于对国家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此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也给中国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1958年12月，总参谋部批准了向罗布泊地区转场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弹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中国人打破了西方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的被动局面。

本文摘自《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周海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