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评价李世民 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吗
朱熹评价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有过很多的成就，当然他也犯过很多的错误，对此大家是否知道历史名人都是如何评价李世民的呢？朱熹又是怎么怎么评价的呢？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大家吧，有兴趣的可以进来看看。
历代名人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
欧阳修：“其(唐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
文天祥：“太宗全不知道闺门之耻、将相之夸、末年辽东一行、终不能以克其血气之暴、其心也骄。”
陈普：“文皇仁义播敷天，李氏无伦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炀帝，蜀江更起度辽船。”
朱熹：“(唐太宗)一切假仁借意以行其私。”
宋高宗：“(唐太宗)夸大而好名。”
明太祖：“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战斗。”
朱熹眼中的唐太宗：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其实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惭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数他对历史的公然践踏。《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
太宗皇帝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错，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的意思是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在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遗憾的是，却不见了一向以能言敢谏出名的贤相魏徵的声音。
后来，魏徵的五世孙魏谟为文宗皇帝的起居舍人，正好负责《起居注》的记录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谟便奏道：“古置左右史，书得失，以存鉴戒。陛下所为善，无畏不书;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记之。”皇帝却说：“不然，我既尝观之。”魏谟说：“向者取观，史臣为失职，陛下一见，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这位并无多少贤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观看《起居注》的念头。
在对待史官的独立性工作的尊重上，号称贤君的太宗皇帝还不如他那位碌碌无为的后代子孙;在确保史官的独立性工作上，号称贤相的魏徵同样不如他那位籍籍无名的后代子孙。
因为有唐太宗那样的大明君肇其始，后来的效法者更有藉词了，太宗皇帝碰得，别人自然也碰得，*者们的身后声名，从此无须仰赖他人了。自宋代开始，史官们无一例外，均将《起居注》进呈皇帝本人御览，后来这样的讨好还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仪式。明代的皇帝则直接参与《起居注》的指导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说，到明、清两代，所谓的《起居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帝王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