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医患纠纷 大多通过第三方仲裁解决

近年来，医患纠纷备受瞩目。在古代中国，同样存在医患关系不和谐的现象，因医疗事故引发的医患纠纷在史籍中多有记载。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但是即便医术再高明，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首先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

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提出的“六不治”观点，其实就是避免医患纠纷、自我保护的手段。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即6种人不接诊，第一种人就是“骄恣不论于理”。这种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不上路子，最有可能成为“医闹”，所以古代的医生遇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找理由拒绝，敬儿远之。

不过，有一些无良医生眼里只有钱而无患者，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更有甚者，钱不到不用药，见死不救。《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解砒毒方”条记载，有一个叫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必要高价，如果不满足他，“则坐视其死不救。”此外，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关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说出来，结果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古代很多医患纠纷大多是“私了”，唐宋开始流行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已经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或许是医患纠纷增多之故，元朝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诏令也随之增多，《通制条格》单列“医药”卷，元律不仅严惩“假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做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诏，要求各地设置惠民药局，专门为患病穷人看病。

而《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其意见就是现代的第三方“鉴定报告”，直接影响医疗事故的责任确定。

明朝的法规在实际医患纠纷中，有很强的操作性。明代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书中记录了不少明朝司法案例，其中“庸医刘期兴，杖”一例，就是一起典型的医疗事故。时人何运昌请来医生刘期兴给弟弟何洪看病，结果刘期兴把何洪看死了，双方闹进了官府。最后按察司判决：“刘期兴非折肱，反行妄告，依拟杖发，不许行医，库收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