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首次正式接触 万隆会议中日秘谈始末

2015年3月，在亚洲的外交舞台上，“万隆会议”一词成为热门话题。2015年4月是万隆会议60周年，印尼为此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3月初，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在今年4月22日、23日亲自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首脑会议，并发表有关二战反省及日本对和平展望的演讲。

而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12日明确表示，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发举行的国际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3月26日，中国与印尼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进一步表示，“（万隆）会议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至今仍对国际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中国支持印尼举办万隆会议6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愿与印尼方密切配合，推动亚非各国增进互信，深化南南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外界分析，由于二战历史问题的敏感性，日本首相安倍在万隆会议纪念场合发表的有关二战反省的演讲，将受到中韩两国的高度关注，其讲话也必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下一步的发展。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日两国代表也曾同时出席会议，尽管当时双方立场明显不同，但仍实现了2次秘密会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日两国官方在二战之后首次正式接触。但长期以来，外界对于当时双方如何互动、会谈的内容及成果为何这些问题都知之不多。直到多年之后，当年的外交档案逐渐解密，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中方会前备多套草案

1955年1月1６日，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的亲笔批示

1954年4月，亚洲几个新兴的独立国家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谈，提出举行亚非会议的主张。在当年年底于印度尼西亚茂物市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双方明确了在1955年举行亚非会议的具体安排。

当时的原则是这5个发起国根据“独立*的原则”，各自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名单。最后共提出了30个国家，中国名列其中，但中国是否能够获得正式邀请一度面临着困难。

当时，在总共提出的30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中，锡兰还没有与中国建交。为了争取与会，当时的中国*作了最大的外交努力与工作准备。

1954年7月，*曾在政协常委会议上提出了外交工作的11条意见，明确提出要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随后的10月，*在为尼赫鲁访华而召开的会议上，对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法国、英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我们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他说。

在提出了具体工作方法后，*对可能要召开的万隆会议寄予厚望。早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时，*就已经明确向尼赫鲁表示，中方赞同正在酝酿的亚非会议计划。1954年10月，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主动提出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当时的回复是：“会议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而*也对会议非常重视，向*提出了做好参会准备的要求。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5个发起国，正式向中国发出参会邀请。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的亲笔批示。

这份工作草案称：“我国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以便会议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过程中，我国应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

此外，在政策的准备项目上，草案也提到：“要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场内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

到1955年4月，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会议的准备工作。4月1日在*举行的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新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准备工作的详细安排。

这次扩大会议明确，中国代表团由*、陈毅等人亲自率队参加。会议还提出了代表发言时的具体要求：“我们发言时要着重说对亚非国家有共同性的问题，提法上要注意从亚非国家的代表能了解的角度上提，要有说服性，能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

在随后通过的最终版本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将日本、南越、约旦等国列为丙类国家，即“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中国应该积极影响的对象。当时提出的重点工作顺序是：“除锡兰国家外，其他重点国家是埃及和日本。”

日本为何受邀与会

日本*在万隆会议前对应采取何种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最终，为了避免争议，日本决定尽量回避政治议题，而突出经济议题

在已经解密的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历次工作方案记录中，有一处细微变动颇值得玩味。在中方对当时可能与会国家的阵营划分中，巴基斯坦一度被认为应归属于“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但在最终版本的工作计划中，巴基斯坦被微调至“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与日本处在了同一个阵营。

文字上的细微变动，折射出中方对巴基斯坦当时的政治属性判断上的犹豫。在万隆会议最初确立的参会国提名原则中，“独立*”是最主要的原则。而根据这一原则，巴基斯坦曾力主邀请日本与会。日本作为亚洲曾经最主要的殖民国家以及战后美国扶持的反共先锋，与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有着显著区别，巴基斯坦力邀日本参会的考虑又是什么？

当时的亚洲，“独立自主”成为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中国和印度两国处在蜜月期，这两大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对于中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美国非常警惕。在美国的外交授意下，菲律宾、土耳其等国被要求积极参与万隆会议这个“没有欧美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从而阻止中国与印度两国在亚洲的外交攻势。而日本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方要求日本承担起反共盟友应有的责任。

当时，对于中国与印度两国关系越走越近的事实，巴基斯坦也维持警惕。此一时期的巴基斯坦与中国虽有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并不紧密，仅仅维持着半官方的贸易与商品合同。巴基斯坦与日本，在平衡中印影响力方面有着鲜明的共同意图。

对于万隆会议，当时的日本*又是如何具体应对呢？当时的日本鸠山一郎*同样视万隆会议为战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但日本*的考虑和巴基斯坦有着明显不同。鸠山一郎*认为，如果在参会时突出强调反共先锋与美国盟友的一面，那么将不利于日本改善与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而如果加深与亚非新兴独立国家的关系，又将损害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日本*在万隆会议前对应采取何种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最终，为了避免争议，日本决定尽量回避政治议题，而突出经济议题。为此，鸠山一郎本人不出席会议，改派以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中日战后首次秘会

对于万隆会议，中日两国对彼此的需要有着显著不同。当时，高碕达之助希望从经济层面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而中国代表团的方向则是实现外交突破。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城市万隆举行。中方经过充分准备派出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按照此前拟定的工作计划，日本是中国代表团继锡兰、埃及之后的重点外交工作对象。

然而，对于万隆会议，中日两国对彼此的需要有着显著不同。当时，高碕达之助希望从经济层面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而中国代表团的方向则是实现外交突破。尽管双方目的不同，但在敏感的二战之后，中日两国官方能够有机会实现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仅这一点就已经引起当时各界关注。

在高碕达之助与*的历史性会面中，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冈田晃是关键人物之一，而中方则由廖承志负责接洽。

按照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档案与冈田晃的回忆，万隆会议期间中日两国代表团共进行过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是在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式前，会谈进行了大约30分钟；第二次会谈从4月22日早上7∶20谈到8∶45，共进行了1小时25分钟；第三次会谈原本安排在25日一早进行，但因第二次会谈引起美国驻印尼大使不满，日本外务省阻止了第三次会谈。

冈田晃后来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回忆当时双方会面的场景：“万隆会议开幕式以前，*、高碕达之助均提前半小时到达，首次在霍曼大厅见面，双方约定另行会谈。那时，中日两国代表是否借会议之机举行会谈，是全世界密切关注的焦点。为了不走漏风声，双方曾为怎样才能保守机密煞费苦心。最后决定由廖承志和我就会谈时间和地点等细节进行联系。”

“4月22日清晨6时，廖承志搭车去饭店接高碕达之助，高碕达之助和我上车后，汽车朝万隆郊外的山区开去，中途又换乘另一辆在郊区等候的汽车驶达周总理下榻的地方。”冈田晃表示。

在前后2次会谈中，双方到底谈了什么？按照双方的档案记录与当事人的回忆，2次会谈中*与高碕达之助不仅谈到了个人经历，还提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共同使用简化汉字、历史问题、*问题、日本战犯归国以及两国的民间贸易问题。

关于谈到个人经历一事，冈田晃曾表示，“会谈的地方拉上了窗帘。会谈时，周总理考虑当时的日本*完全追随美国的态度，同时也照顾到高碕达之助本人设法打开两国关系的良好态度，有意找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他说，*对高碕说，年轻时候曾经在东京留学一年，当时虽然不懂日文，但却能读日本报纸，通过读报了解中日两国的政治动向，也考虑中国的前途。

“周总理说，日中两国所幸的是一千多年来都使用相似的文字，高碕先生，恐怕你也能读懂中国报纸上的汉字。然而，中国今后想实行简化字，听说贵国也搞了简化字。让两国学者聚集一堂研究一些共同的简化字，你以为然否？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这一点却是在百年、千年之后也能留给两国子孙后代的一笔遗产。两国进行这种对话是与美国无关的，日本*恐怕也能够赞同。”冈田晃回忆时表示。

*给日本“送礼”

万隆会议结束后，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经过多次谈判，最终促成中日两国在1962年正式签署《中日贸易综合协定》

在中日两国2次秘密会谈中，*主动提及文化交流，但双方谈得更多的仍是外交、历史以及经济交流问题。

在历史问题上，*表示，“甲午战争以来的五十年，日本因受军国主义之误，对中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损害，但同样也给日本自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损害。”“这五十年，从中日几千年的友好关系看，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应该从长期的观点出发，认真思考如何继续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议题上，*表示，中方并不急于求成，也不要求日美改变现有关系。他的建议是先设立“半*的机关”，可以先处理包括战犯归国、船舶进出港问题，并且该机关可以办理签证，至于这一机关的名称，可以由日本决定。

至于中国*问题，当时日本仍与*地区仍保持着密切关系，对此，*认为这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他说，“*民选择吉田*，我们就以吉田*为对手；如果鸠山先生成了多数，我们就以鸠山*为对手。然而日本不以大多数中国人民支持的我们为对手，却以*为对手，这是所有中国人民都感到遗憾的。”

当高碕达之助询问大陆准备如何与*实现统一时，*表示出热情，二人相约下次会谈可专门为此交换意见，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双方的第三次会谈最终没能实现。

在两次会谈中，*的人格魅力给高碕达之助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见到周总理，第一个感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总理竟然如此温文尔雅。”参与会议的冈田晃后来回忆说。而在会议讨论环节，*所表现出的大度更令日本代表团成员诧异不已。

在万隆会议和平促进委员会的讨论中，日本提出了一项“和平宣言”的提案，结果却始终没法通过。最终，*毅然向日方表示，中国愿意撤回自己的提案，转而支持日本的“和平宣言”提案。这让高碕达之助等人颇为意外，最终日本提案获得通过。高碕达之助等人由此开始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产生极大热诚。

万隆会议结束后，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经过多次谈判，最终促成中日两国在1962年正式签署《中日贸易综合协定》。在两国还没有正式邦交的情况下，这项协议规定双方可互相建立联络处，进行半官方半民间的贸易活动。

这项协定很快就成了中日贸易的助推器，在中日尚未建交前，高峰时期中日贸易额的一半左右受惠于这项协定。而为了纪念两位谈判代表，这项贸易协议从此也被称为“LT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