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手中不可能有“尚方宝剑” 明朝才成为制度

在电视剧《包青天》、《大宋奇案之狸猫换太子》以及京剧《打龙袍》、《铡美案》等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宋代开封府尹包拯手持“尚方宝剑”怒斩奸佞的描写，看得观众大快人心。然而，若考证一下有关“尚方宝剑”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尚方宝剑”被赋予的“法上之法，刑外之刑”的至高无上权限，以及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的权力并正式用于政务和军务，是从明代万历年间才开始的。因此，包拯手中的“尚方宝剑”其实是来了个时空大穿越，足足早了500多年。

影视和戏剧等文艺作品之所以对“尚方宝剑”大事渲染，无非是想表达人们对正义、公平的美好期盼。然而，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尚方宝剑”？“尚方宝剑”的大名是怎么来的呢？皇帝赐予的宝剑为什么叫“尚方宝剑”？

“尚方”一词原为秦汉时期专门为皇室制造刀剑兵器等御用物品的机构，最早是官署名。据《前书音义》记载：“导官，主导择米以供祭祀。尚方，掌工作刀剑诸物及刻玉为器。”汉代还有一种官职叫尚方令，专门负责皇室制作御用刀剑等器物。《后汉书·蔡伦传》记载：东汉和帝刘肇时，“中常侍蔡伦加位尚方令，监作剑即尚方剑。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故言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这里的剑即尚方剑。《广雅·释器》记古剑有“蔡伦”之名，便是蔡伦职掌尚方令时监制的良剑。唐代颜师古曾注曰：“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尚方”所制的宝剑锋利无比，削铁如泥，一剑下去，可将一匹骏马劈为两半，故“尚方剑”又有“斩马剑”之称。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法，由于尚方制造的剑是专门供皇室使用的御用剑，所以这种宝剑从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皇权的象征。

“尚方宝剑”的称谓源于西汉时期“朱云折槛”的典故。据《汉书·朱云传》记载：汉成帝时，诤臣朱云上书：“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此人即当时官居丞相的张禹，他还是汉成帝刘骜的老师，正受宠幸。汉成帝听罢大怒：“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于是，命御史将朱云绑下，朱云紧抱殿前栏杆，据理力争，以致使栏杆都折断了。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挺身而出，为朱云求情，朱云才幸免一死。此后“朱云折槛”和“尚方宝剑可断佞臣”的故事遂流传开来。

用尚方剑作为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并有隆重的授剑仪式开始于元代。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道士张留孙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即命留孙为天师，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之上卿，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不过，这时的“尚方宝剑”尚没有用于政务和军事，只是被看作专断权力的象征。至元七年(1270年)，四川、陕西发生武装*，中书“省臣患之，请专戮其尤者以止盗，朝议将从之”。这时，翰林学士、侍御史高鸣谏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论报，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从其请，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采纳高鸣的意见，并没有授予征伐将帅以“专戮”之权。

赐尚方剑以专杀和便宜行事的做法始于明万历时期。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哱拜*，万历皇帝朱翊钧“用尚书(石)星言，赐(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魏学曾尚方剑督战”。魏学曾调兵包围宁夏镇却“惑于招抚”，明廷便以甘肃巡抚叶梦熊替代魏学曾，“亦赐尚方剑”。

当时，明军已经围城长达半年之久。叶梦熊决河灌城，并乘哱拜内乱之际攻破城池，“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哱拜之子哱承恩等被绑赴京师，皆被处死。此战大获全胜，使明廷尝到甜头，于是赐尚方剑，授予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权力的做法逐渐频繁起来，监察御史出巡也常赐以尚方宝剑，表示“如朕亲临”。明朝刘基在《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曾赋诗云：“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崇祯还演出了一场为督师西征的李建泰赐尚方剑的闹剧。

纵观历史，“尚方宝剑”反映出的其实是一种人治观念。在汉唐盛世、政治清明时期，“尚方宝剑”不过是一种皇权的象征，在明朝中后期，“尚方宝剑”才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利器。宋代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卒于公元1062年，尽管他不畏皇权，勇除奸佞，被人们称为“包青天”，但他的手中是不可能有“尚方宝剑”的。韩之遐